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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歐美貿易協定受阻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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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海】
歐美政府力推的區域性經貿協定，包括太平洋貿易夥伴（TPP）、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TTIP)、歐洲與加拿大的貿易協定（ CETA）以及服貿協定(TISA)等重大區域性協定的審查，都因為來自公眾的壓力，而被歐洲議會和美國國會卡住，進度明顯落後，雖不至於胎死腹中，但其中的意涵卻頗值玩味。
歐洲社會關注的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早在2013年即已達成，卻因卡在歐洲議會而無法生效，而歐洲與加拿大的貿易協定（ CETA）也同樣受阻。專家指出，一旦人民對協定內容和影響性了解愈多，反對的聲浪就會愈來愈強，夜長夢多的結果，可能使協議面臨致命的轉變。目前歐洲議會已將TTIP退回貿易委員會（the Trade Committee），在今年秋季以前已然無望交付全院審查。
在美國，雖然眾議院兩次審查通過快速授權法案，但因配套的「貿易調整協助法案」（TAA）受阻，參議院於6月12日提議延後處理快速授權法案，雖然最終參院還是趕在6月底通過表決，但民主黨僅5位參議員含淚投票，支持者反而是向企業傾斜的共和黨，歐巴馬的政策並未受到所屬政黨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希拉蕊更於日前表示，若像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不能在保護美國勞工上達到最高標準，「就不該簽協定」。眾議院民主黨領袖裴洛西（Nancy Pelosi）過去長期力挺歐巴馬的各項政策，但即使歐巴馬於6月12日親赴國會當面溝通，她在攸關TPP成敗的「貿易促進授權」（TPA）表決時、選擇走自己的路，不挺歐巴馬。
 圖片來源：中央通訊社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506300024-1.aspx至於與歐巴馬向來「麻吉」的美國總工會，最近更因力阻TPP而幾乎反目成仇，可知區域貿易協定充滿爭議性。其中最受關注的是，經貿協定對外國投資者的特別優惠（special deals for foreign investors），可能對公共服務與行政權的干擾（raiding of public services），以及規則的鬆綁（lowering regulatory standards），而最令人憂慮的是工作機會的流失（job losses）。顯然，區域性經貿協定究竟是為了人民還是利益（ trade deals that work for people, rather than profits？）的疑問，至今仍然各有不同解讀，而來自社會的疑慮與阻力，也不是短時間可以化解。北美貿易協定（NAFTA）所帶來的負面作用，至今仍不時被提出來「點評」，甚至主張終止該項協定的聲音仍不絕於耳，在在說明區域性經貿協定一刀兩刃的特質。
此外，澳洲與中國於本月中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澳洲總理自詡為歷史性事件，但後續的國會審查仍待突破，尤其協定中所涉及的兩項關乎勞動市場和政府政策自主權的事項，更是澳洲全民逾90%堅決反對，其一是在澳投资基礎建設項目並且投资額不低於1.5億澳元的中國投資者，可從中國雇用員工，而不在當地招聘工人。其二是當澳洲政府的政策变化對中國公司的利益有負面影响時，中國公司有權起訴澳洲政府。CFMEU全國秘書長歐康纳（Michael O'Connor）表示，全國的經濟都將受到此協定的影響，「這對我們國家的勞動市場是徹底的改變，我們在管理勞動市場上將主權轉讓給另一個國家」。工會的指控相當嚴厲。
從歐美和澳洲工會對自由貿易協定的反應與行動，都可以看到不惜與主政者為敵的反對聲音，說明了工會和社會大眾對國際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所帶給社會結構的裂解效應的嫌惡與憂慮。反觀國內工會對政府處理自由貿易協定的冷漠態度，不禁令人感到慚愧。我個人並不反對台灣迎向國際，但對於政府過度以資本利益為主要考量的自由貿易，不論是與中國大陸或東協，或是跨太平洋夥伴等諸項協定，我認為都應加重對社會效應的評估與配套輔助機制。究竟區域性經貿協定是為了人民還是為了資本利益，這是主政者應該不時省思的倫理性議題。而工會與公民團體如何加強議題與行動的策略合作，以理性取代民粹，以熱情取代悲情，這是當前台灣社會最應被期待的運動能量。
值得一提的是，本人於六月初代表台總參加勞動力發展署召開的「因應貿易自由化工作小組會議」，會中討論有關「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受損勞工認定作業流程和勞工申請資格等作業規範，發現政府對調整支援方案的啟動已持較積極的態度，不論這樣的改變是來自立院的壓力，抑或是為了減少兩岸經貿協定的社會阻力，至少讓行政院已核定2年卻無半件受損認定作業的支援方案終於有動起來的跡象。尤其是政府已注意到企業不申請受損認定以致勞工無法成為支援方案適用對象的問題，主動研議新增個別勞工受損認定機制，並考慮由工會團體代表參與「受損評估專案會議」，就受損勞工所提終止勞動契約、資遣、減少工資、工時等與貿易自由化之關聯性進行審查，以利後續執行就業安定和補助的措施。
最後強調的是，分配的正義是實踐社會公義的最直接手段，當一個國家的資本報酬率遠高於經濟成長率，當一個勞動市場的勞動生產力增加率遠高於薪資成長率，即代表分配的正義受到踐踏，也代表社會公平正義被政治和資本聯手坑埋，這樣的國家治理是應該被檢討和改革的。而檢討與改革的行動，工會縱然無力主導，又豈能惡意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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