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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勞動部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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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海】
民國76年8月1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成立，象徵我國勞工行政體系從社會行政獨立而出，也代表執政者對勞工意識高漲的警醒與回應。勞委會成立之初，承載了勞工族群對勞動權益與福利的高度期待，也意味著政府在勞動治理的力道擴張，因此備受勞工與企業的關注。
民國103年2月17日，勞動部正式掛牌，除了代表行政院完成組織改造工程的一個項目之外，對勞動治理究竟有何意涵與實益，似乎鮮少有人去關心和討論，這與勞委會當年成立的氛圍大異其趣。在掛牌場外，部分勞團和關廠工人集結抗議，並以冰雕「勞凍部」嘲諷勞工行政部門放任薪資凍漲。今年的春天特別冷，大部分勞工對勞動部揭牌的反應也像寒流一樣瑟縮，此一景況值得玩味。
勞工行政體系職司勞動政策與法制的規劃與執行，既是干預勞動事務的權力機關，也是給付勞工福利、服務和救助的公共服務系統，其體系的建構與運作，代表執政者對勞動問題的認知與回應，也是國家對勞動治理的價值選擇和資源的配置。依此邏輯來審視勞委會升格為勞動部一事，我認為勞動部成立雖然稍嫌太晚，但終究是關乎國家發展與勞動生活的重要舉措，值得期待。
民國75年，國民黨在工人立委和國大代表改選中挫敗，中央黨部旋即提出「現階段勞工政策綱要」，快速對勞工意識高漲所衝擊的政經情勢進行政策調整與回應，也因此催化了勞工行政體系的擴張。民國76年勞委會的成立，從行政組織的面向來看，代表我國勞工行政體系跳脫了長期依附社會行政的侷限，開啟了勞工行政新的里程碑。我認為當年成立勞委會的最大意義，並不僅於行政組織的建構而已，重點在於國家對保護勞工的責任表現出願意承擔的態度，也對均衡經濟與社會發展做了價值的選擇。換言之，勞委會是承載著社會期待，在社會變遷的脈動中展開「保障勞工權益，和諧勞資關係，均衡經社發展和促進勞動力發展」的任務，其保障勞工的角色定位極為明確，公權力干預的色彩也相當濃厚，可看出當年政府扮演勞動市場規則化的監督者和執行者的決心。
勞委會走過27年半的歲月，從首任主委鄭水枝到潘世偉末代主委，共計10位主委主政，其中雖經歷2次政黨輪替的政策微調，大致還是以保障勞工為施政基調，但不可諱言的是，勞委會在內閣的弱勢地位自始至終並未有太大的改變，因此在勞動政策的規畫上，仍然受到經濟政策的約制，瞻前顧後，瑟縮不前，缺乏開創新局的作為。尤其近年來台灣經濟受到全球化和中國大陸磁吸效應的衝擊，經濟成長受挫，勞動市場扭曲，薪資凍漲倒退，所得分配不均，已嚴重威脅到勞動者的家庭生計和生存，而勞委會對此一嚴峻勞動情勢卻應對乏力，因此累積了不少民怨，也承受了不少抨擊。
持平而論，把失業或薪資問題完全歸責於勞委會運作失靈，其實是高估了勞委會的角色功能，也忽略了財經內閣和財團對勞動政策的宰制，而工會組織的積弱不振也未被認真檢討，但勞委會職司全國勞工行政，概括承受勞動市場一切不利後果的簡單歸責，如果能夠多幾分包容，多幾分同理心，多幾分道德勇氣，也多幾分堅持和承擔，或許勞工的怨懟會少一些，升格勞動部也會得到勞工的一些祝賀和期待。
勞委會的成敗功過，已然隨著勞動部的成立而走進歷史，而勞委會所培植的行政專才，則將在新的招牌下繼續為強化勞工行政服務品質和效率而努力。在民粹的社會，公僕難為不在言下，在財經掛帥的公務體系，勞工行政部門卑躬言輕也是事實，但我深信，願意留在勞動部門服務的公務人員，對於勞動治理的價值與使命，都有高度的實踐熱忱。我忝為一個退休的勞工行政人員，自然樂於看到勞動部擁有更大的組織平台來實踐勞動治理的價值與使命，但站在工會培力志工的立場，我仍要提醒勞動部的長官們，不要漠視國內集體勞動關係從未真正建立的現實，在勞資協商和自治功能不彰的侷限下，請善用一點公權力來干預和調整勞動市場失衡的問題，把勞動部的招牌擦亮，把勞工的「感覺」找回來。
2014年國際社會聚焦的議題是「不公平」，我們看到美國歐巴馬總統一口氣調高最低工資39％「為美國人加薪」的壯舉，看到德國政府打破傳統而建立最低工資制度的用心，看到法國調高富人所得稅率到70％，也看到大陸在邁向強國的過程中，年年調高「工資指導線」，表現出執政者對勞工分享經濟成果的堅持。這些都是企圖找回社會平衡的努力，其方法雖有不同，但同樣都是以公權力為手段。「以工資為引導的經濟成長」，已被視為解決經社不公平的改革方向，也是支持經濟永續發展的厚實力量，「新自由主義」勞動法制鬆綁的迷思，就到此為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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