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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力鏢世代（Boomerang generation）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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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海】
回力鏢，又稱迴旋鏢，據說在古代是一種打獵的利器，而現在則成為一種運動器材，甚至還成為一項頗受歡迎的競賽。顧名思義，回力鏢在擲出之後可以神奇地飛回原點，這是空氣動力學原理的作用。
回力鏢是很有趣的運動，在學校的運動場上，或是如茵的公園綠地，經常會看到年輕學子玩回力鏢的情景。以前，看到年輕人矯健的身手，在金色陽光下追趕跑跳，青春的活力澎湃如浪，總覺得年輕就是希望，充滿無限的可期的性。然而，時代在變，環境也在變，如今的年輕世代，生命所承載的挫敗可能多於希望，面對的不確定性可能大於可期待性。在美國，這一代的年輕人被稱為回力鏢世代（Boomerang generation），這與年輕人愛玩回力鏢無關，而是年輕人在經濟的壓力下搬回家與父母同住，如同擲出的飛鏢轉了一圈又回到原點。
根據一項2013年的調查，美國受訪的家長回答子女搬回同住的比例為29％，亦即每4個家就有一個家庭回到與子女共同生活的狀況。搬回同住的子女中以18-24歲占53％最高，25-29歲占41％，30-34歲占17％。換言之，搬回同住的子女可能不只一人，其中包括已逾而立之年的子女。此一現象，對向來鼓勵年輕人獨立生活的美國社會而言，確屬不太尋常。此外，調查顯示，96％返家同住的年輕人有分擔家庭開銷，而非完全依賴父母資助度日。此與台灣社會所謂的「尼特族」和「啃老族」，並不完全相同，反而與「青貧族」較為相近。
已就業年輕子女搬回與父母同住，除了可以節省生活開支，也可以促進家庭情感，重塑家庭價值與功能，其實並不是一件壞事。但問題的關鍵在於返家的行動是迫於現實的經濟壓力，是以撙節為考量，甚至是不得不爾的「度小月」，而最令人憂慮的是，年輕人面對的現實經濟壓力，似乎不是短時間就可以改變的難題。
回力鏢世代的出現，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國勞工實質薪資的長期停滯與下滑（stagnated and fallen）。而薪資停滯與下滑，固然與美國經濟在金融危機中受挫有關，但主要來自美國經社不公平問題的擴大。換言之，回力鏢世代主要來自勞動市場所得分配的不公與不足。
自1970年代後期，美國薪資成長趨緩，同期間美國工會組織也呈現衰退現象。其中一項重要的原因，即是愈來愈多的州政府通過實施「工作權法」（right to work），禁止工會向非會員收取工會費用，削弱了工會的財務，而企業更以遷廠為要脅，讓工會協商投鼠忌器。1981年共和黨雷根當選總統，政策上採取重商與放任主義，對企業進行減稅與法令鬆綁，卻對工會進行打壓，一口氣解僱11000名參與罷工的航管人員，即是一例。統計顯示，自1982年至2002年，實施「工作權法」各州的製造業工作機會增加62％，而未實施「工作權法」各州則只增加42％，足見除了政府不支持工會組織外，企業對投資環境的選擇也有意避開工會的糾纏。
1994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正式上路，產業與勞工在區域間的流動日益頻繁，美國製造業大量外移墨西哥，而墨西哥的非法勞工更是湧向美國，造成勞動市場結構性變化。「境外生產」、「外包」和短期性僱用，漸成為企業控制勞動成本的手段，「下修」（trickle-down）不再僅是一種意識型態（ideology），更是企業回應競爭壓力的直接行動，所得分配不公日趨惡化。此一時期，雖是民主黨的柯林頓總統執政，但在其主張的「夥伴關係」下，工會充其量只能以凍結罷工權的讓步協商，換取企業不遷廠和微調薪資的承諾，對整體勞動市場的議價作用已是強弩之末。「自由貿易能做的是創造財富，讓政府可以用來做必要的事，亦即對財富進行分配」，顯然美國政府並沒有做好必要的事，竟讓自由貿易成為美國勞工無法逃避的災難（disaster），柯林頓執政是如此，小布希執政亦復如斯。在經濟掛帥下，政府減稅拼經濟，財政赤字愈滾愈大，社會福利被減縮或民營化，而金融的控制卻愈來愈鬆，終於爆發金融危機。
2009年歐巴馬走馬上任，正值美國經濟陷入困境，失業率攀升，歐巴馬推出經濟復興計畫，投入大量資金挽救經濟頹勢，積極創造就業機會，並著手處理社會安全問題，包括引起重大爭議的健保改革，企圖重建社會公平正義。但其多項政策屢遭共和黨杯葛，甚至出現聯邦政府短暫關閉的窘況。目前，美國的經濟雖在貨幣寬鬆政策的刺激下逐漸改善，但社會改革之路則仍困難重重。
值得關注的是，美國社會在「占領華爾街」反肥貓的公民運動之後，所得分配不公平所造成的貧富差距惡化問題，已漸成媒體聚焦討論的議題，調高最低工資和強化工會協商機制的呼聲愈來愈高。除了歐巴馬已提出「為美國加薪」方案，擬將聯邦最低工資從現行每小時7.25美元調整為10.10美元外，速食業勞工更發起「為15戰鬥」（Fight for 15）的運動，全國串聯每週罷工一日，訴求每小時最低工資15美元，引起速食業的巨大震撼。此外，另一個「良好工作國家」（good job nation）運動，也以「生活工資」（living wage）為訴求，強調企業應提供足以維持員工生活的工資，而非「生存工資」（surviving wage）。這兩項正在上演的運動能否成功，尚待進一步觀察，但「不公平」（inequality）已然成為2014年最受關注的課題，這也是結束回力鏢世代所必要的改革行動。
從美國回力鏢世代看臺灣「青貧族」的處境，都可以看到年輕人走出校園面對的是冷峻的勞動市場，找工作不易，待業時間長，找到的工作不僅起薪低，調薪更是如烏龜爬壁，連償還助學貸款都很吃力，遑論要累積人生的第一桶金，難怪年輕人奉行「不立、不婚、不生、不育」四不政策，讓人口問題成為動搖國本的國安問題。這一切，與其歸責於教育或產業政策，毋庸直接說是勞動價值被扭曲所致。
世界經濟論壇（WEF）2014年度風險評估，將貧富差異擴大列為全球最大的危機，而其主因則源自所得分配的不公平。英國最大的雇主團體產業聯合會主席John Cridland更以企業吝於支給員工足夠薪資而感到羞恥。國際工聯（ITUC）秘書長Sharan Burrow則強調「如果沒有薪資的提升來支持需求的擴張，全球經濟無法依靠外銷成長而復甦」。當全球愈來愈重視均衡的所得分配，肯定對經濟持續成長與穩定的關鍵作用，臺灣的企業豈能視若無睹，而政府又豈能只是對企業進行加薪的道德勸說，卻沒有實際行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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