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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勞動關係的公共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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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海/本會顧問】
勞動關係的動態發展，對經社環境變遷而言，既是一種回應，也是型塑的動能之一。經由對勞動關係的觀察、描述、分析與預測，可以了解勞動關係的外部環境變動情況，也可以掌握勞動關係主體之間的互動實況，並從中找出影響經社發展與勞動生活品質的關鍵因素，作為建構或調整勞動關係結構與運作的依據。因此，各國在勞動政策規劃的過程必須誠實面對勞動關係的脈動與侷限，企業在經營策略與績效目標的決定過程，也必須認真評估勞動關係對整體企業活動的實質作用，而工會組織在策略與行動的開展上，也不能不務實面對勞動關係的制約條件。然而，來自勞資政三方對勞動關係動態發展的觀察、描述、分析與預測，通常忽略了勞動關係與公民社會的連結性，無法顯現社會大眾對勞動關係動態發展的評價與期待。筆者認為客觀理解勞動關係的公共意象，是勞資政三方必須面對的新議題，且其重要性將與日俱增。
今年二月間，南韓Gyeonggi Research Institute以「2010勞動關係的總體公共意象」（General publics perception on Labor Relations）為題，針對勞動關係主體的互動與表現進行簡單的社會調查，雖然其樣本只有1500個，但研究結果頗受重視，也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因此筆者特別加以整理，並就其意涵略加陳述，提供分享如次：
一、南韓公眾對勞動關係的評價，認為不好的占46.3％，普通的占45.9％，認為好的只有6.9％。整體評價傾向於負面。
二、南韓公眾對工會的存在的需要性，有87.1％認為工會有其存在的必需性，但也有83.4％的受訪者認為工會行動過於極端。對工會角色的期待，有38.8％認為應擴大對弱勢勞工（如派遣、非典）的保護，有29.7％認為應加強就業安全，兩項期待均比爭取勞動條件為高。對於工會力量增強的可能結果，39.9％的受訪者認為工會可能提高政治示威行動，有44.1％的受訪者認為會強化社會不公平問題的改革，而認為其效應有害於經濟成長者占45.6％，會威脅到價格穩定者占40.1％，顯示公眾對工會力量增強效應有一定的憂慮。
三、企業對待勞工的公平性評價，有53.2％的受訪者肯定，有45.8％持否定看法。至於勞工的要求是否合理，有50.7％的受訪者認為合理，認為太超過者也有46.9％。
四、政府處理勞動問題的表現，有31.4％的受訪者認為適當，有20.4％認為過度干預，有46.6％認為政府像旁觀者，並無作為。而政府是否公平對待勞資雙方，則有73.5％的受訪者認為政府向資方傾斜。
五、對未來勞動關係的預期，61％受訪者認為朝負面方向發展，其主要破壞力量來自複數工會體制的實施。
以上調查結果，代表南韓社會大眾對勞動關係的基本認知、態度與評價。對於來自體系外的意見反應，勞動關係的主體固然會有不同的解讀，但必須正視公共意象對勞動關係動態發展的意涵與作用，並與其後續的策略與行動產生連結，才能得到外部的支持與協力，這是勞資政三方都無法逃避的檢驗，也是行動的邏輯。筆者認為這篇調查報告對台灣的主要意涵，在於提供我們一個機會來認真思考公共意象在於勞動關係動態發展中該有的地位與作用，尤其台灣工會體係不僅存在與主流產業、與基層會員、與國際工運脫鏈的問題，更因長期與社群的疏離，得不到公眾的客觀評價，也得不到認同與支持，甚至被污名化或被邊緣化，這都有其反思的必要性。
其次，工會存在的基本價值來自於需求的存在與滿足需求的功能。工會對需求的認知與確定，固然應以會員的需求為優先，但也不能忽略工會在公民社會的使命與責任，包括公平正義普世價值的堅持與追求，和諧社會的維護，以及歐巴馬總統所標榜的中產階級的鞏固等。南韓公眾對工會需求的認知之所以高達87.1％，並非單純來自工會在勞工權益保護上的表現，而是其對社會改革具有一定的作用。台灣工會如果不能認真思考其在社會體系中的價值，並以實際行動參與社會的改革，長期發展的動能只會愈來愈枯竭，而公眾對其需求性的評價也會更趨低迷。
第三，南韓勞動部（即將更名為「就業與勞動部」）自去年啟動一系列的工會法制改革，包括企業內複數工會體制，協商代表權的決定，以及禁止企業支付工會職員薪資的規範，不僅造成社會大眾對政府偏袒企業的印象，改革的內容也將成為勞動關係緊張化的觸媒，這是勞動關係政策與法制改革的陣痛，抑或治絲益棼的過度干預，恐怕需要長期的評估。這對我們勞工行政機關而言，不無借鏡價值。
第四，南韓公眾對工會應加強其對弱勢勞工的保護，列為工會扮演更大角色的首位，比勞動條件的爭取更被期待。這樣的結果一部分來對自南韓勞動市場彈性化所衍生苦勞問題的關切，另一部分則來自於工會一味爭取工資與福利可能不利於經濟成長的憂慮。這樣的公眾態度，對工會運作應該具有反思的作用。台灣公營事業工會體系認為媒體有關「貴族勞工」的批評有欠公平，筆者雖表同情，但認為除應加強與社會對話外，更應以實際行動關注本身利益之外的勞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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