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清海/本會顧問】

2003年5月7日實施「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被視為政府對企業外移而債留台灣所衍生勞資爭議困境的回應，普遍獲得勞動界的肯定，也被過度期待能為遭受雇主惡性遺棄的勞工撐起防護，確保勞動債權得以實現。此一保護勞動的法律，經過5年的實證，究竟產生多少實質作用，尚待客觀評估。據悉，立法院於2008年5月2日通過該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增列若干公權力干預措施，期能使該法更趨週密。

法律規範與時俱轉，乃應然之事。對於勞政部門積極修法行動，當持正向評價。惟國內因關廠歇業所生重大勞資爭議，其背後昭然若揭的結構問題，卻遲遲未獲正視，恐才是關鍵所在。國內刻正上演的遠航經營危機案，如果私募失敗而政府又未伸援手，則遠航勞資爭議案將立即驗証「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的捉襟見肘。

吾人認為，「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係針對大量解僱所為保護程序規範，並賦予勞政部門在預警通報後適度介入之權限，在踐行一定程序無效後，以限制雇主出境手段留人善後。此一法制設計的思維，具有拉長時間縱深及擴大行政作為的策略意涵，可使政府在協助處理勞資警張關係的時間更裕如，使力空間更寬廣，算是立意良好的法規。吾人無意貶抑該法的價值與功能，但如勞政部門與勞工不願正視立法背後的問題，不公不義的大量解僱將依然不斷在台灣勞動市場上演，勞動哀歌亦將繼續傳唱。

其實，「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所欲與所能規範的範圍，僅是勞動關係失衡所生問題的冰山一角。試問為何要有「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答案很簡單，因為大量解僱出現不公不義。為甚麼大量解僱會出現不公不義？因為雇主缺乏社會責任。為甚麼雇主缺乏社會責任就會造成不公不義？因為勞工無力因應。為何勞工無力因應？因為………，答案其實很不簡單，其中涉及集體勞動三權法制與實務的缺憾，也涉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構中，公權力干預與自治空間的分際，以及資本移動的脫序，乃至於立法機制背後政黨與利益團體的操作…..等等，都是動態的結構因素。此一情況，適有大陸可資比較。

大陸「勞動合同法」於2008年1月1日實施，曾經引起諸多爭辯和疑慮，就該法的內容而觀，雖較先前勞動法更緊實，也維持一慣向勞工傾斜的基調，但是該法的規範作用，如果欠缺工會的強大力量，其實很難發揮效用。換言之，大陸各企業要面對的不是法規的問題，而是體系由上而下無比緊實、與黨共建的工會組織，及其依法維權的堅決行動。據統計，大陸工會人數高達1.93億，年增率13.7﹪，預計今年7月突破2億人，而已建工會職工入會率為94.5﹪。至於外資和私營企業的建會率，平均已達80﹪以上。有關集體勞動合同的協商，尤其專項工資協商，更是當前工會主要戰線，所有企業很難迴避來自工會的協商請求。當然，除了在「企業發展是維權的基礎，維權是企業發展的動力」的信念下，工會的行動並不會激情演出，事實上，工會受到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上位政策的約制，也須致力於和諧勞資關係的實踐。

當然，兩岸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迥然不同，不宜強加比較；然而，台灣的產業工會未曾擁有健康的發展環境，以至無法發揮勞資自治的作用，就連勞動法上的權力，都難以有效運用，這不也是實情。基此，吾人對「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的修法實益，在工會振衰起蔽前，基本上是有所保留。進而言之，勞政部門在勞動法制建構的一切努力，如果未能優先提供集體勞動三權正常運作的平台，終究只能使公權力在進退失據中空舞不歇。當然，工會自身如果依然缺乏反思與自覺，依然各據山頭顧盼自雄，那就繼續當一隻技窮的黔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