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貿易組織WTO與國內產業變遷(一)

 【89年08月號會訊/本會策略委員會主任委員 吳忠吉】

戰後，美國期望以自由經濟體制為主軸，建立國際經濟秩序。藉由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國際貨幣基金(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為中心，來主導並建立國際經濟秩序。

一、美國保護主義的興起
開始時，美國固然是國際上最富強的主導國家，但相對上，其國際地位卻呈下降或勢微之勢。首先，戰後國際上，對自由經濟體制最大威脅，是以蘇聯為主的社會主義經濟。於美蘇兩大強權主導下，形成東西對峙和雙方間的軍備競賽。在主導變易的競爭上，諸多落後國家都有共產革命的威脅，使美國處於防守的地位，並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南美洲組織，和太平洋區域聯防，架構美加的安全體系。同時，雖解除德國與日本的武裝，但也分兵進駐，將之分別納入此依保護網的系統。
德日雖被除武裝，但亦無國防負擔，而能全力發展自身的經濟。美國與蘇聯間的軍備競賽，固然開發許多軍用的尖端科技，然而謹防此類科技的擴散，而無助於民生經濟科技的應用。德日兩國戰前已有相當的科技基礎，其戰後科技發展，卻純然地是以經濟市場導向在推動，並因市場物流而有擴散與改良的機制，使得德日科技產品競爭力逐漸提升，並有凌越美國的趨勢。
其次，美國亦因軍備支出龐大，民生經濟資源運用受到排擠，而有相當的進口需求，成為德日主要出口市場。在出口擴張下，造就了德國與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並與美國、加拿大、英國、和義大利並列為世界七大工業國。這七大工業國，在國際經貿組織中，均處於主導的地位。在主導過程上，美英加三國形成美系，德法義三國形成歐系，日本則較為孤單。
1965年後，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開始由順差轉為逆差；1975年以後，美國全世界的貿易開始每年呈現貿易逆差；1986年以後，尖端技術領域的貿易也轉為逆差；戰後原是世界最大債權國的美國，於1985以後，反成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而日本則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美國在國內產業競爭力衰退，財政赤字擴大，貿易常年逆差，與高失業率的壓力下，1980年代後，國內保護主義興起。美國開始要求其他國家開放市場，並對貿易對手國採輸入管制措施。

二、東西和解與區域經濟整合
1980年代，先是由波蘭為首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開始民主運動改革，並改行市場經濟體制；1989年，象徵自由民主與專制共產陣營界線的柏林圍牆被拆除；1990年的八月，東西德正式和併統一；1991年，構成蘇聯聯邦的十五個國家相繼宣布獨立，使蘇聯組織正式瓦解。這種局勢的變遷，一方面，使得世界資源由軍備投入朝民生生產移轉；另一方面，民主自由陣營版圖的擴大，與蘇聯的瓦解，超強霸權中空的結果，區域霸權有了抬頭的希望，區域霸權的重整也帶動區域經濟的整合運動。
東西和解，雖為人類和平帶來希望，但使諸多武器輸出國家發生產能過剩，並導致國際槍械彈藥價格的下跌。於是，因槍械彈藥價格下跌，走私利潤增加，使其他國家治安開始惡化，或陷入內戰狀態。東歐及俄羅斯等國家，在市場需求開放，但資本移轉調適尚未成形之下，民生供給短缺的結果，造成物價膨脹。國家以穩定物價的政策，使預期價格和黑市交易擴大，不僅物價飛騰，並因缺少外匯，無力以進口抑制物價，使政策無力招架，且使國內屯積套利結果，造成民生資源或所得分配的惡化。
再方面，東西和解結果，許多軍備發戰的尖端科技開始在民間擴散。科技開發能力的市場化，使美國科技產品與服務領域的競爭力，又逐漸上升，尤其是微軟科技的開發，和全球化網際網路的應用，商機的掌握與運用，使美國國經貿的競爭力大幅提高，並重居世界領先的地位。
蘇聯瓦解後，西歐單一市場加速成型，為了取代蘇聯以對抗美國勢力。從整合的西歐經濟體而言，體內各會員國間幾乎完全自由貿易。但對非會員國則形成相對不公平的貿易障礙。其中的效應之ㄧ，是逼使東南亞國家的貿易轉向。東南亞各國原對西歐輸出的天然資源，遂於國內自行加工，帶動東南亞的工業化。東南亞工業的興起，挾其優勢廉價勞力，也開始開闊美國市場，並威脅西洲四小龍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同期間，中國大陸於四人幫垮台後，於1978年經濟改革開放，以上海和深圳兩個點的市場發展，帶動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和海南等沿海六省工業的發展與繁榮。併同東南亞廉價勞力的優勢，不僅經濟成長速度驚人，也使從日本經太平洋西岸到印度洋的亞太經濟結構產生根本的變動與調整。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成立於1989的十一月。然而在發展過程中多以美日兩國為主要貿易對象，其他國家之間的競爭性較大，而互補的貿易關係都不強。同時，各國之間的政治制度與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性又很大，使得亞太各國間的合作與整合面臨相當的困難。雖然如此，1992年，部長級會議通過設置永久秘書處，並每年有定期的領袖會議，開始有建制性的發展與協商的契機。
西歐聯盟(EU)或單一市場的成形，似有排除美國與英國的主導勢力，並威脅美國國際經濟利益，美國於1992年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並於1994年一月正式生效。同時，拉丁美洲各國也紛紛各自籌組區域經濟組織，以為將來併入NAFTA的準備。
區域經濟整合結果，對區域內國家因相互市場的完全開放，在市場機制下，不僅降低交易成本而縮減相互的價差，並因區域內的物流而使產品規格一致。除了各國關稅收入減少外，區域內各國之資本、勞動、土地、及科技的流通範圍擴大，有助於資源使用與分配效率的提高，並因市場擴大，而能因規模經濟強化企業與整體經濟的活力。對於區域外之非會員國而言，因未能等同享有會員國間的優惠關稅，和其他互惠措施，而面臨貿易障礙。
區域經濟整合，將使區域內會員國相互貿易擴大，並降低對區域外之其他地區或國家的經貿關係。原有依賴區域內經貿關係的其他國家，被迫須自尋其他經濟出路，否則將因市場的萎縮，使自身經濟成長趨於衰退，若有如歐盟經濟體的成立，勢將引起國際間經貿關係的重整。北美自由貿易區，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成形，便是在歐盟成立後，引發的一種骨牌效應。然而，比起歐盟組織，這兩大經濟區的整合尚未達有效運作的發展程度。
如北美自由貿易區，美加兩國經濟發展的成熟度相當，且彼此早已相互的開放；但新加入的墨西哥仍屬開發中的國家，相互開放自由貿易結果，自有利於墨西哥出口的擴大，但墨西哥相對科技的產業將因自美加進口的競爭，而難有發展的空間。由於勞力品質差異極大，自由開放之後，墨西哥原有高及勞力運用空間縮小，人才自會朝美加外流，而降低國內人口素質。同時，若開放國際間勞力的移轉，墨西哥勞工將有移往美加的可能趨勢。這也是美國引進墨西哥為成員國的一項隱憂與忌諱。
從各國自主經貿政策角度而言，設立關稅除了增益財政收入之外，在市場競爭上，關稅可以提高進口成本，縮短其與國內同類產品的價差，降低其在國內的價格競爭力，減緩對國內產業的威脅。具有同等功能的其他措施上有管制進口的輸入配額或禁止進口、促使本國貨幣貶值以提高進口成本、或以品質規格和消費安全為由，以抑制國外的進口數量。
在保護功能上，國內產業得以國內市場為主，擴張生產期以因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再因生產成本的降低，提高興進口品或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甚至發揮由進口替代轉為出口擴張。這些經驗就是1960和1970年代，台灣工業發展的模式。不過，保護了國內產業，實是強迫國人愛用國貨，降低消費者的消費福利。
區域經濟整合則是區域性的開放政策。會員國彼此之間降低貿易障礙程度，或完全去除障礙，擴大物流範圍，提升各國產業的相對利益，產生區域內的國際分工，降低在區域外之國際市場相互間的競爭與排擠。另一方面，區域內各國因相互市場開放，有助於穩定國內物價水準，而提升國民的消費福利。
自由貿易可以產生國際產業分工，與國際民生的相互依賴。但也因相互的依賴，一旦有國際衝突，而遭進口與出口抵制，引發國內供需的失調與物價的波動，尤其是衣食等民生用品的進口依賴。這也是各國產業產品保護的根由。

三、亞太經濟情勢發展
從亞太經貿情勢而言，戰後，亞太地區殖民地的政治獨立，但多為難以擺脫貧窮的困境，和易遭地租上升而至所得分配惡化的農業國家，社會瀕臨社會主義革命威脅，甚或因之陷於內戰狀態，難以致力於發展國內經濟。戰後日本，則因韓戰與越戰，成為美國後援補給的生產重鎮，大量擴張對美的出口，使日本經濟實力日益成長。
韓戰後，在區域聯防下，美軍太平洋艦隊的駐防，有助於亞太區域的安全與安定，然而東南亞半島雖仍困於國內共黨威脅，無力發展經濟；但台灣、韓國、香港、與新加坡四國開始工業興起。日本與美國經貿發展在1965年後使美國對日產生貿易逆差，1975年以後，美國對世界貿易呈常年逆差後，美日間開始產生貿易摩擦。結果日幣大幅升值，日本乃大舉在台灣、韓國、香港、和新加坡從事工業生產投資。
日本海外投資，形同將輸美工業產品產地移至亞洲四小龍，並對亞洲四小龍提供原料與機械設備，而亞洲四小龍的工業產品，則以美國為主要外銷市場。這使亞洲四小龍對日本產生逆差，但對美國則產生順差，並以對美國的順差彌補對日本的逆差。亞洲四小龍出口擴張，不僅促進就業機會的增加，也提高了經濟成長率。但亞洲四小龍都同時依賴日本的進口和美國的出口，使彼此在國際市場上，相互之間多具同向的競爭關係，少有反向的貿易關係；在國際分工上，都是由日本到美國的加工中繼站。
越戰結束後的1980年代，出口擴張與經濟成長結果，亞洲四小龍因已達充分就業，經濟擴張下，勞動供給彈性降低，工資開始上揚。台灣，在既有的匯率下，貿易順差導致貨幣供給的增加，投資理財需求的增加，進一步使過多的貨幣群集於房地產與股市，造成房地產與股市的狂飆，並因財富效果，帶動泡沫經濟的興起。地價上揚外，也因貿易順差使台幣大幅升值；再者工業生產的擴張，生活環境也趨於惡化，國內環保意識興起。
工資上揚、地價上升、台幣升值、與環保成本的提高，降低了台灣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不僅如此，適逢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東南亞國家因共產威脅趨緩，工業也開始興起。大陸及東南亞的人口計達十六億，亞洲四小龍的人口不過七千七百萬。大陸及東南亞工業的興起，以龐大的廉價勞力優勢，很快地取代亞洲四小龍的出口市場。台灣工業生產比重開始下降，外資撤離與國內投資意願降低，台灣經濟成長趨緩。 

世界貿易組織WTO與國內產業變遷(二)

【89年9月號會訊/本會策略委員會主任委員 吳忠吉】

然而，大陸及東南亞工業的興起，都在追求高度的經濟成長率，並謀求自有外匯資產累積。能迎合這種經濟策略的便是出口擴張的政策。若欲累積自有外匯，須在外匯市場中訂定一個能使出口高過進口的匯率，便需實施外匯管制措施。通常，一國外匯市場中，形成外匯需求者，有進口及本國人至外國投資；形成外匯供給者有出口及外國人至本國的投資。
在國際資金移動原則為，由高工資國家朝低工資國家移轉，或由低利率國家朝高利率國家移轉下，由於大陸與東南亞均屬低工資而高利率的地區，因此，外國人至大陸及東南亞投資有之，但大陸及東南亞至外國投資則少。極端而言，假設大陸及東南亞地區，只有外商至該地區投資，而該地區並無至國外投資的情形下，若外匯市場供需相等時，其進口值將等於出口值加上外商的投資金額，則因外商投資為一正值，其進口值便將高過出口值，而形成貿易逆差，自難有效累積自有的外匯資產。
因此大陸及東南亞制定的匯率須以低估本國幣值方式，才能達到出口擴張的政策目的，並以調整匯率作為貿易競爭的手段。管制匯率便需防止黑市交易，並統籌外匯的買賣。然而固定匯率下，外匯資產的累積，將造成國內貨幣供給的增加，而有物價膨脹的壓力。
另一方面，十六億廉價勞力的湧現，即出口密集美國市場，使大陸與東南亞之間的出口競爭激烈，彼此間也有競貶的重大壓力。再者，眾多的廉價勞力也成為國際資金集結東亞，埋下東亞金融風暴的火線。這顯示，東亞各國的經濟發展只有垂直整合分工，並將最終產品的出口密集於美國的市場。整體經濟的榮衰均仰仗美國市場的需求，而有高度的經濟風險。
欲擺脫東亞的經濟風險，東亞各國應彼此發展內需市場，並揚棄美加市場依賴，而先相互開放市場，作產業間的平行分工，而非產業下的垂直分工。如此，東亞各國，在東亞體系外的市場，才能降低相互間的競爭與排擠。首先，購買力較高的日本。其次是市場淺力甚高的大陸，應適時地逐漸開放其國內市場，造就純然的東亞經濟體系，再以此一基礎，重新建構與北美洲的經貿關係。

四、全球經濟重心在北美洲
從運輸航線與網路觀察，美國得天獨厚，隔著大西洋與歐洲建立經貿關係；另外隔著太平洋與東亞建立經貿關係；但東亞與歐洲卻是迢迢歐亞大陸板塊，深受高低不平與崎嶇山路限制，難以發展密切的經貿網路。因此使得北美洲成為國際經濟重心。
在北美洲的貿易市場上，歐洲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工業起步較早，科技水準也較高，經貿往來多以高附加價值產品為主力。東亞早期多屬農業社會，且是歐美經略的殖民經濟，工業技術落後，只以廉價勞力爭取，與北的經貿往來，多以天然資源、初級產品、或勞力密集的工業產品為主力。
這也是美國仍有主導世界經貿關係的先天優勢。從貿易額的比率觀察，1980年，全球進出口金額，美國佔11.98％，英國佔5.61％，加拿大佔3.23％，德國佔9.45％，法國佔6.23％，義大利佔4.44％，日本佔6.72％，七國合計佔全球貿易總額的47.66％。至1995年，全球貿易總額中，美國所佔比率提高為13.05％，英國降為4.87％，加拿大提高為3.47％，德國上升為9.51％，法國降為5.41％，義大利降為4.19％，而在日本則上升為7.50％；七國合計仍提高為48.00％。七大工業國的聯手，實具有國際操盤能力。
這七國中，只有日本屬東亞國家，以美國馬首是瞻的美英加的貿易額比率合計有21.39％，歐洲的德法義合計市19.11％，兩者實力在伯仲之間，相對上，日本的7.50％便顯得較為孤單。
與歐美經貿關係比較，東亞國家的所得多為低微的工資，並因相互競爭，及資訊不足，難以獲取有利的貿易條件，提高自身的貿易福利。在科技與資訊落後的情勢下，東亞經濟的福利提升實是有限，科技與管理人才的培育，是東亞國家擺脫貿易瓶頸的有效出路。而日本亦應以龍頭老大，並與大陸合作，以其7.50％的世界貿易比率，結合華人經濟區台灣的2.11％，新加坡的2.38％，香港的3.59％，和大陸的2.72％，合計有18.30％的貿易比率，推動東亞經濟的整合，在國際壟斷勢力下，帶領東亞突破歐美的壟斷壓力，以提升東亞的貿易福利。

五、WTO的沿革與議題
作為WTO前身的GATT成立於1947年。到1979年為止，GATT的努力結果，使全球平均實質關稅稅率由戰後的40％降至5％，先進國家甚至降至3.5％。在非關稅貿易措施上，東京第七回合達成六項約束非關稅貿易障礙的協定，對貿易自由化亦有相當的貢獻。1980年代以後，原有GATT體制，因是協議式談判，且不具仲裁力，已無法有效處力新的貿易問題。1986年，在烏拉圭回合的談判中，所涵蓋經貿議題，除GATT一般關稅與商品貿易外，尚包括農業、服務業、國際投資、和智慧財產權等極為敏感的議題，但由於各國對協議內容歧見頗大，而無法達成共識。
經過重新調整談判架構及各國捐棄成見之後，延宕七年的烏拉圭回合談判終於達成最終協議，並於1994年四月由125個會員代表簽署(Marva-kech)宣言，及烏拉圭回合協議。其達成的協議的特點可分述如下：
第一：成立世界貿易組織WTO。GATT雖具有國際組織體系及運作架構，但嚴格說來，它只是國際間的一項協定，不是正式的國際組織。烏拉圭回合決議將原來協議性之非正式組織的GATT，轉化為具有國際法人地位的「世界貿易組織」(WTO)，並將其成員從締結成員(ContactingParty)改為會員(Member)，以便擁有較強的執行力。
第二：擴大經貿規範範圍。除一般商品貿易外，農業貿易、服務業貿易、外人投資、及智慧財產權等，均全面納入規範，而原有政策採購協定之規範範圍亦擴大。此外，與貿易有關之環保措施、勞工問題、競爭政策等非傳統貿易問題，也都成為WTO未來討論的主題。
第三：回歸GATT基本精神。1947年當時GATT對於紡織品與成衣、農產貿易等的出口補貼與某些非關稅貿易障礙的規範，均因認定困難或牽就事實，而給予特殊待遇，得不受GATT的規範。此次烏拉圭回合最終協議，將過去這些違反GATT基本精神的例外情形，均回歸到GATT的規範。例如，紡織品及成衣須於十年內分三階段回歸到GATT的規範；所有農業非關稅貿易障礙，均應關稅化，並逐年降低關稅化後的關稅稅率；自行出口設限，則除了可保留一項繼續實施四年外，其餘均須取消。
第四：加強解決貿易爭端功能。由於解決貿易爭端也是GATT的主要功能之ㄧ，為了有效處理未來會員國間的貿易爭端，烏拉圭回合最終協議特別達成「爭端解決規定及程序釋義瞭解書」，要求會員國遇有利益被剝奪、損害、或協定目標受阻時，應援用此協議的規定及程序，並將於WTO中設置爭端解決的專責機構，以強化解決爭端的機制。
第五：確立貿易政策檢討機制。烏拉圭回合於1988年期中檢討會議時，引進「貿易政策檢討機制」，欲定期檢討各國貿易政策，以使各國貿易政策的制定透明化，最終協議亦確立了此一檢討機制。
第六：全面降低關稅。為進一步促進各國開放市場，烏拉圭回合使用一種全面降低關稅的方式。不同於過去的關稅下降均集中於工業產品，烏拉圭回合的降稅規定，在工業產品方面，全世界關稅水準將削減三分之ㄧ左右，其中如藥品，營建器材、醫療設備、紙品及鋼鐵等部分工業產品，主要工業國家希望將之列為零關稅產品。另外，在農業產品方面，已開發國家在六年內的關稅水準將削減36％，且規定單項產品的最低降幅為15％；開發中國家在十年內關稅水準平均將削減24％。除了稻米可適用特殊待遇外，其餘很多受非關稅措施保護的農產品，須以關稅化方式開放市場，並依上述規定降低關稅。

六、WTO的經濟效應
烏拉圭回合協議的達成，依早先GATT的預測，從1995年至2005年的十年間，全世界所得平均每年將增加2‚350億美元，且在2005年時，世界貿易額將比1995年高出12％，所增加的金額將達7‚450億美元，如此十年間，全世界貿易增加金額累積約在五兆美元左右。而且不論是已開發國家或低度開發國家均可利益均霑，只是所獲利益的分配將多寡不一。
另外，由於WTO設立的宗旨在於促使WTO協定所涵蓋之各協定能有效履行，對國際經貿體系而言，WTO具有國際組織法人地位，將強化其在規範商品貿易、服務貿易、國際投資、及智慧財產權保護等經貿事務的能力。 

世界貿易組織WTO與國內產業變遷(三)

【89年10月號會訊/本會策略委員會主任委員 吳忠吉】

WTO對產業結構的可能影響本質上，低度開發國家均致力於推動國內經濟的成長。在政策上，企圖改造農業經濟為工業經濟；同時，為建立國內工業市場，多以關稅或進口設限來排除國外產品的競爭威脅。新興的工業以國內市長的擴大，發揮規模經濟，並降低生產成本，也提高了自身在國際市場潛在的競爭力。當國內市場飽和，且規模經濟還在發酵中，政府更進一步地，採出口補貼、貶值措施、原料退稅、設備輸入減稅，或其他優惠措施，以獎勵出口。因此低度開發國家多有進口設限或出口補貼的工業化政策。
早已工業化的已開發國家，挾其優勢科技與商務網路，在世界各處叩關促銷。科技產品的物流，難免遭致摹仿並據以改良。科技開發有龐大的研發支出及可能失敗或時間延誤的風險，開發後，一旦被摹仿，不僅喪失市場收益，而且可能被改良取代，而使所開發的科技提早報廢，對往後科技開發喪失有力的誘因。
已開發國家因所得水準較高，消費品質也較為講究，並有生活環境的重視意識。工業與環保的結合，提高工業生產的成本，不利於國際市場的競爭。同時，環保設備生產常具有科技性的規模經濟，一旦國內市場達到飽和，便將形成產能過剩現象，亦亟須尋求新的國際市場。因此常由生產事業單位出資，或創設基金，從事國際環保運動。
再者，已開發國家的勞動條件較高，在移民限制下，國際勞動供需無法使國際勞動條件劃一，以致生產成本也較高。同時，已開發國家之消費者權益意識較強，不易作進口的設限。因此，要求低度開發國家提高勞動條件，也成為已開發國家的國際運動。這表現已開發國家工會組織的國際交流。
低度開發國家推動工業化的有利條件，多依賴農業過剩勞力，所以享有低廉工資的優勢。在未完成工業化以前，若因勞工運動，或國際壓力而提升勞動條件，便將喪失低度開發國家在國際上的相對利益。以國際貿易的發生，係建立在各國資源秉賦的相對利益，也因國界限制，勞動移動無法調合，才藉由各國勞動產出的交易，創造彼此的交易福利；各種產出間的相對成本差異越大，相互的貿易福利也自越高。因此要求各國拉平勞動條件，或縮減條件的差異，實屬強人所難，也是違背自由貿易的精神。
農產品常是人類基本生活安全的衣食資源。依各國相對生產利益並進行交易，產生農產分工，將為經濟世界創造更大的產業價值。如果不發生國際衝突，農業的自由貿易自有利於世界各國經濟福利的提高；然而，一旦發生國際衝突，國際農產分工，將使必需的農產進口物品變成國際戰略資源，危及國內民生經濟。因此，除了少數城邦國家，世界各國都有自身農業的保護政策。
國際經貿發展，除農工產品的貿易以外，尚有因產品進出的商務活動，國際收支服務，產物保險服務、國際運輸服務，及其他工商服務等服務業的往來。這些服務的提供，除有相關的派駐代表外，尚有相關的服務設備與資產投資。一樣地，一如一般商品市場，服務的運作空間也可能受到當地國某種程度的限制，和面臨不同於國內之各種當地法令規範，與租稅課徵制度。
已開發國家多以商務經營為經濟活動主軸，而且多從事全球化的經略。從市場交易而言，誰掌握行銷通路，誰就宰制生產活動。因此資訊的管理與運用，和行銷網路的建構與佈署是商務經營，以建力市場壟斷力量，才能從交易過程獲取較大的交易利益。因此WTO組織的成立，在於約制其他低度開發國家，對已開發國家經濟的反制力量，這是定期會之七大工業國的共同利益所在，也是七大工業國家利益經營的機器；但也是全球性南北對抗與貧富爭鬥的場所。WTO是美國「新門戶開放」政策下的產物。
從WTO規範的衝擊性，最重要的是各國全面削減關稅稅率，和各國農產品市場開放。在工業上，有利於出口產業發展，也有利於各國消費福利的提升，但不利於國內內銷為主之產業的經營。在農業上，動植養殖業的經營將全面遭致市場競爭的威脅。既有的保護政策一旦解除，完全依賴國內供給的氣候風險降低，有助於農產物價格的穩定。
依附進口成本的標準，國內農產成本高於此一進口成本的產業，因不具競爭力而趨於萎縮。農產成本低於進口成本者，則能護衛自身的市場。而進口成本是產地售價，加上關稅稅率，再加運輸行銷費用後的總和。政府應及早從事各國農產價格，並依與本地航線設算之運輸成本，再參考國內價格制定適當的關稅稅率。
農業固然面臨國際進口的競爭壓力，但不制於使農產完全覆沒。第一、農產競爭平衡在於邊際成本的相等。隨進口量的增加與排擠國內的生產，但隨國內產量的減少，相應的邊際成本也將降低，至與進口成本相等時，國內的產量便停止下降。第二、貿易往來是決定於產品間的交易比率。設國內原以三單位A農產品換取一單位B農產品，而國際上是以兩單位A物換取一單位的B物時，則國內B物價格較高，便應進口B物為宜。相對而言，國際上的A物質半個單位的B物，但國內的A物卻只能換取三分之ㄧ個單位的B物，自應將A物出口以換取更多的B物。因此，國內將出口A物，並同時進口B物，易言之，國內固然有農產品因進口競爭而減少生產，但相互開放市場結果，國內亦有其他農產因出口增加而擴張生產。
服務業和國際投資的開放效果也將產生類似的結果。總而言之，加入WTO以後，有利於出口產業的發展，但不利於內銷產業的發展。不過，出口與進口的同時增加，卻將使國際貿易服務或商務活動擴大，產銷之間更趨專業的分工，商機的擴大與國內消費福利的提升，則是加入WTO後，國內經濟所獲的主要利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