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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工會為何反對「僱用未滿五人企業之勞工強制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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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海/本會顧問】
日昨，台灣總工會召開定期理監事會，於處理會員工會提案時，觸及二項當前極有爭議性的勞動議題，其一是「僱用未滿五人企業之勞工強制納保」，其二則是「勞動派遣立法」。會中論辯，舌燦蓮花，頗為熱鬧，可惜受限於時間，只能各自表述，尚無法形成共識。筆者以顧問身分列席會議，除提出不同角度的思考與看法聊供理監事參考外，大部份時間都在傾聽，因為從傾聽之中可以了解工會幹部真切的想法，即使有些想法不一定正確或成熟，但至少可以知道問題被關切的強度。
有關「僱用未滿五人企業之勞工強制納保」議題，日前立法院衛環與勞工委員會二次提案討論，皆因執政黨委員阻擋而未過關，暫時讓職業工會鬆了一口氣，但是未來仍充滿變數。對於職業工會系統反對「僱用未滿五人企業之勞工強制納保」，其立場雖然可以理解，但理由通常過於牽強。筆者認為職業工會對此議題最好採取關切而非反對的態度；如若要反對，也應提出更有力的說帖，而非一味強調強制納保將如何影響職業工會的生存，因為社會正義是站在勞工一方，把工會利益凌駕在勞工之上，必須注意社會觀感。
基本上，筆者認為任職於僱用未滿五人企業之勞工，因雇主未為其投保轉而以職業工會會員身分投保，這是因現行勞保法令保護不足，迫使弱勢勞工以違規方式自救的行為，其情可憫；而職業工會明知其為有一定雇主之勞工竟又同意其入會並為其投保，雖然主要目的在於會費收入與規模經濟效益，但至少提供一個「暗渡陳滄」的平台。換言之，現實法令的侷限與勞保審查的縱放，讓這群小型企業之勞工與職業工會具有「互利性」。
如果通過「僱用未滿五人企業之勞工強制納保」，最直接的衝擊，就是這群小型企業之勞工與職業工會原有的互利基礎馬上崩解。影響所及是，職業工會會員因強制納保而流失，不僅損失會費收入，亦可能減損規模經濟效益。職業工會為維護其「既得利益」或未來「可期待利益」，從而阻擋「僱用未滿五人企業之勞工強制納保」，這是極其現實的考量。然而，職業工會反對強制納保行動，卻與這群小型企業勞工的利益形成衝突。職業工會收取會費而背離部分會員的利益的行動，其道德性與正當性必將受到質疑。
筆者認為，職業工會系統不宜從自身利益思考「僱用未滿五人企業之勞工強制納保」的問題，而應從勞工的實質利益提出論述，才能與工會保護勞工的核心價值契合，也才能找到合理論述的基礎。筆者淺見如次：
一、僱用未滿五人之企業，其勞工通常包括家屬工作者，其利益與雇主的利益可能是一致的，此類勞工加入職業工會投保，享受政府保費補助，自然是最有利的選擇，並無強制納保的需求。換言之，強制納保的政策對渠等並非保護，而是增加負擔（政府相對減少負擔）。究竟未滿五人企業之勞工中有多少人循職業工會加保，而其中又有多少是家屬工作者，政府應提出數據，才能客觀評估強制納保的政策需求與效益，也才能評估其對職業工會的不利影響有多大。在政策效益與影響未客觀評估前，職業工會提出質疑是必須被正視的合理反應。
二、職業工會系統從小型企業的負擔能力與企業欠缺社會責任的角度，對強制納保可能讓勞工「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提出合理的憂慮與質疑。強制納保的結果，小型企業雇主必須負擔勞工勞保、健保，退休金提存、就業保險、職災保險等間接勞動成本，在景氣不佳的此刻，是否會影響其生存或減低其雇用勞工意願，從而使勞工陷入失業危機，這是政策上不能不考慮或說明的問題。此類觀點，台南市總工會陳總幹事慶才兄曾撰文論述綦詳，筆者肯定其用心。
三、「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小型企業雇主雖是「弱勢雇主」，但相對於其雇用之勞工，則居強勢地位，尤其在失業率高居不下的勞動市場中，雇主將法定責任轉嫁給勞工，乃輕而易舉之事，政府對此是否能提供適切之防範與保護，自然應該有所說明。
四、對於已加入職業工會之小型企業勞工，其投保薪資逐年逐級調高，可能高於實際薪資甚多，如果改由雇主為其投保，可能立即降低投保薪資，且調高的速度緩慢，從而影響其日後勞保年金之水準，這是強制納保可能對勞工的負面影響，不知有否被正視。
五、勞保事務雖不困難，但有一定的規範，也需要人力處理，不是小型企業雇主都能輕易處理。在無勞保專業代理人制度下，如果一定要通過「僱用未滿五人企業之勞工強制納保」，是否可考慮由職業工會或未來工會法修正後的「產業工會」代為處理，以減輕小型企業雇主之事務負擔，並確保勞工之勞保權益，其實也是可以進一步設計的配套作法，強制納保不一定非與工會脫鉤不可。
六、有關勞基法規定雇主之責任，如退休金、職災補償等，應從企業是否適用勞基法而定，並不因其僱用勞工人數為五人以下而免除。目前因行政作業上統一以勞保體系為平台，致使五人以下小型企業勞工在勞基法上的權益（如退休金提撥等）因未強制納保而被忽略。對此，政府應思考如何處理，不能以強制納保為唯一的途徑。換言之，職業工會縱然反對五人以下小型企業勞工強制納保，或許可能損及該群勞工的部分利益（如保費負擔、失業給付），但無關勞基法權益受損問題，不可將全部責任推給職業工會。
總之，有關「僱用未滿五人企業之勞工強制納保」議題，在「應然」與「實然」之間，以及在「目的」與「手段」之間，乃至於時機的選擇，其實都還有討論的空間，不宜簡化為強制納保與否的對立爭辯。
至於「勞動派遣立法」問題，勞委會至今未表明政策主張，卻又無法對勞動派遣所衍生的問題提出解決之道，令人汗顏。勞委會將責任歸諸部分工會反對立法，並要求工會應建立共識再進行社會對話，筆者深不以為然。其實問題很清楚，勞動派遣已然是當前重大之勞工問題，勞委會應提出對策乃責無旁貸，部分工會反對固然必須溝通，但不能以此為卸責之藉口。
在台總理監事會議中，筆者建議台總應對此一重大勞動議題提出主張，強力要求政府拿出對策，不管是立法、修法或其他方式，只要有利於問題之解決，都比目前束手無策好。如果非立法不足以解決問題，勞委會應提出合理分析與理由來說服工會，只要立法周詳、合理、可行與有效，工會自然不會為反對而反對。至於部分工會的不同主張，台灣總工會只能表示尊重，無須評論。
從台灣總工會的理監事會議中，筆者發現台總幹部對勞動議題的關注、思維與論述有明顯進步，也感受到台總在轉型中的自許與自信，這是台總最可貴的資產，也是台總實踐全國性工會責任的憑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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