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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海工運史看台灣工會法制的歷史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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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海/本會顧問】
一、前言
.jpg) 統獨之爭是台灣政黨對立的根源，也是海峽兩岸衝突的引信。統獨背後的「中國情結」與「台灣本土意識」，在政客的操弄下，幾乎造成族群分裂的災難。所幸台灣人民在意識型態的催眠中甦醒，選擇在維持台灣主體性的前提下，重啟兩岸良性互動，幾乎鬆脫的兩岸歷史臍帶，也因台灣第二次政黨輪替而得到修補。
台灣地位是否未定，是國際政治問題，必須靠政治工程解決。而台灣與大陸的歷史關聯，則是無法改寫的真相。台灣人民對這段歷史的情感，是濃是淡，是熱是冷，取決於個人的認知與感受，既不能勉強，也勉強不來。筆者長期研究台灣勞動問題，稍有涉獵台灣工會組織的發展歷史，因此對台灣工會法制所型塑的工會組織體系並不陌生，然而知其然，卻不一定知其所以然。而橫亙二者之間的歷史場景，筆者直到最近才從「上海工運大事記」的資料中拼湊出比較清楚的輪廓。
在本文中，筆者依據上海總工會網站所載「上海工運大事記」內容，嘗試從片斷文字記載的梳理中，勾勒中國早期工運的歷史圖像，並從中萃取歷史意涵，進而以國共合作與鬥爭的歷史場景，解釋台灣工會組織承受來自工會法制的歷史侷限。
二、上海工運大事記中的指標事件
上海工運大事記是上海市總會網站所登載的工運文件，究係何人所整理，文件並未載明。大事紀的內容從1840年鴉片戰爭記載到1954年，時間長度近120年。政權則跨越清朝、民國初期、軍閥時期、國民政府及中共政權的更迭，其中尚涉租界治理的外國勢力交錯，以及日本的入侵。政治的複雜與變異，使上海的工運歷史，很難從政治中抽離。
其次，大事紀以編年方式記載每年發生在上海的工運大事，每一事件都簡要記載工運主體、起因、經過、規模和結果，對了解中國產業發展中勞工的生活實況、困境、抗爭方式和組織運作，提供了珍貴的參考資料。
至於企業的型態，則包括外商、僑商、公營機構和本地企業，以及行職業工人(如人力車伕)，幾乎涵蓋了所有經濟活動場域。上海作為中國產業發展的最早基地，其工運的崛起與衰頹，應可視為中國工運歷史的縮影。
以下僅就大事記的內容，挑出具有獨特意涵的工運事件加以說明。
(一)、1843年，上海港口開埠，英國傳教士在上海開辦「墨海書館」，此乃外商在中國設立第一個使用機器的工廠。由此可知，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風潮，在清朝政府鎖國政策的阻絕下，歷經一甲子才在上海掀起漣漪。而1863年華商設立「發昌機器廠」，於1869年開始使用車床生產，則是民營製造業機械化的起始，幾乎與國營的「江南機器製造總局(1965年)同步。顯見民間企業的崛起，其速度並不比政府慢。
(二)、1868年英商「耶松船廠」工人反對資方降低工資而罷工，為上海產業工人首次罷工。而1870年則有小車工人反對租界工部局加捐而罷工，為行業工人首次集體爭議。1871年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工人為抗議總辦毆打、監禁工人而罷工三天，規模600餘人，為上海首次公營企業勞工罷工事件。從文件中可知，勞資爭議在中國至今已有百年歷史，罷工則是抗爭的主要手段，而罷工的主因除工資外，也有起因於資方濫用管理權。
(三)、1877年上海招商局工人百餘人為反對資方剋扣工資而罷工，並與警察發生衝突。此一事件凸顯公權力介入勞動爭議，對工運造成極大嚇阻作用，也產生正當性的爭辯。
(四)、1879年英商耶松船廠工人為資方剋扣工資而停工，並向「會審公廨」提起訴訟，判決工頭與資方應補發工資。這是工人首次以法律行動維護生存權。併前項招商局的爭議來看，可知當時資方剋扣工資的情形屢見不鮮，嚴重侵害勞工的權益。這也是為何各國勞工立法特別強調工資的定期、全額、直接給付原則。
(五)、1890年，江南製造局工人為反對延長工作時間而罷工，這是首次為工時爭議而罷工。事件凸顯工人對勞動條件的要求，已不再侷限於工資，合理工時的概念已慢慢浮現。
(六)、1894年，上海「楊樹浦機器紡紗廠」部分女工為反對減薪而罷工，有八名女工被捕。此一事件顯示女工權利意識漸次抬頭，並且勇敢以行動維護權益，這在父權社會，格外有其意涵。其次，部分女工罷工，而非全體罷工，使罷工的合理性受到質疑，並導致被捕。此一情況，其實留下許多討論空間。
(七)、1909年8月至次年8月，上海各絲廠發生罷工及同盟罷工22次。工人主要訴求為增加工資和縮短工時，勞資協商決定新絲上市時略加工資，淡季則酌減工資。此乃中國首見「同盟罷工」，其後在民國初期銀樓業工人(1912年)，翻砂工人(1913年)，水木等工人(1914年)，中華書局、文明書局(1917年)等，都採同盟罷工為手段。北京政府在1911年頒布暫時新刑律，復於1914年頒布治安警察條例，對工會集體行動嚴加限制，應與同盟罷工頻傳有關。
(八)、1917年，祥生鐵廠200多名工人，要求撤換工頭舉行罷工；日商日華紗廠女工1000多人要求增加工資和撤換工頭舉行罷工。此乃勞動者對資方「用人權」挑戰的起步。
(九)、1919年北洋政府統治下，上海「日華紗廠」3000工人罷工；人力車工人2萬餘人反對增加車租而罷工；「三新紡廠」8000多名工人罷工；1920年「日華紗廠」9000多名工人要求發放「花紅」而罷工，資方同意每人發給6日工資作為花紅。從工運事件紀錄可知：
1.民國初期上海的工廠規模，已經相當大型，單一企業所僱用勞工人數可觀。
2.單一罷工事件參與的人數不少。
3.年終獎金(花紅)成為罷工訴求，「利潤分享」的概念已經出現。
(十)、1919年5月4日，以反對「巴黎合約」的五四愛國運動在北京爆發，5月9日上海2萬多名工人、學生聲援北京示威，次月11萬工人參加罷工、罷市、罷課的「三罷」行動，歷時7天結束。此乃首次「政治性罷工」。此時上海的工會數已達50多個‚廣州則有26個。
(十一)、1920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以組織工人階級，領導工人運動為基本任務。8月11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設立，並創刊《勞動周刊》。11月上海各工團聯席會議討論成立各業工會代表團問題，勞動組合書記部展開與部分招牌工會的鬥爭。此乃共產黨介入中國工運正式浮上檯面的轉涙點，從此以後，上海的工會成員及工人的罷工活動，都可以看到共產黨的身影，就連民國11年(1922年)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都有共產黨勞動組合書記部的代表參與其中。
(十二)、1922年廣東政府明令廢止「治安警察條例」，並刪除「暫時新刑律」有關懲罰同盟罷的條文。此時廣州的工會在有利環境中發展頗快，已達80多個，而上海則有47個。1923年，平漢鐵路總工會舉行成大會，遭軍閥武裝鎮壓，工人死亡逾百人。北京政府在輿論壓力下開放工人組織工會，但同一區域同一職業只准許成立一個，此乃我國單元性工會體制之始。
(十三)、1924年，各工會組成「上海工團聯合會」，提出「工會自治，不許政黨過問」口號，反對共產黨介入工會組織。此舉凸顯共產黨介入工會對各工會領袖造成競爭壓力，同時也代表工會領袖對政黨介入工會的排斥。而「工會自治」的理念，也正式被提出來討論。對此，筆者肯定中國工運前輩的識見，但證諸國共鬥爭下的工會對抗，以及國民黨遷台後台灣工會對政黨的依附，乃至民進黨對台灣工會的吸納與操弄，都不禁令人感嘆「工會自治」何其遙不可及。
三、國共鬥爭下的工運
近百年的國共鬥爭，宰制了中國近代的走向與命運，對海峽兩岸人民的生存與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筆者對國共鬥爭的歷史並無絲毫興趣，然而在從事我國工運歷史的研究上，卻又不能不正視當年國共鬥爭對工運的巨大影響。
當年國共鬥爭的形態極其複雜，除了政治的攻防與軍事的對峙，還涉及到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不同領域的爭奪。在合作中鬥爭，在鬥爭中合作，辯證法則成為國共鬥爭的主要律動。上海工運大事記對北伐、清黨、抗日及解放等時期的上海工運，皆有簡要的文字記載，對重建工運的歷史場景頗有助益。以下僅依大事紀的內容，描繪當年國共鬥爭下的工運臉譜。
(一)、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于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聯俄、 聯共、扶助農工三項政策，開啟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歷史。7月6日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辦事處成立，全總指派劉少奇負責。7月17日，上海總工會擬定的《工會條例(草案)》在《民國日報》發表。孫中山先生以大元帥名義頒佈工會條例21條。9月18日，北洋軍閥淞滬戒嚴司令部封閉上海總工會，通緝工會負責人，取締一切工會活動。上海仍在北京段祺瑞政府控制中，「暫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條例」雖已在廣州廢止，卻仍然箝制中國大部分地區的工會集體行動。
(二)、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上海罷工事件頻傳，全國總工會上海辦事處、上海海員工會、上海總工會均遭北洋軍閥查封。上海工人則舉行第一次武裝起義，結果多人慘遭軍閥殺害。紀錄顯示工會配合北伐，深度參與了反軍閥的政治與軍事行動。
(三)、1927年上海總工會主席團由中共上海區委會指派李震瀛等四人擔任，並舉行全市工會登記。至1月底，上海市總工會領導下的工會有187個，產業總工會12個。2月18日，為配合北伐軍事行動，上海市總工會決議罷工，人數高達36萬人。2月22日上海工人舉行第二次武裝起義。由紀錄可知，當時上海市的工會組織規模已經相當龐大，而且已經完全由共產黨所掌握。上海市總工會於3月21日發動80萬工人的總同盟罷工，並展開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佔領租借以外的上海市區，成立臨時市政府，19名委員中有10名是共產黨員和工人代表。此其時，國民黨的北伐軍尚未進入上海市。到3月底，上海市總工會所屬工會激增為502個，會員82萬人，有18個產業總工會和9個地區工會。此時全國工會數1117個，會員人數177萬多人，而上海市總工會所轄工會及會員則占半數，足見共產黨深耕工會已有宏效，卻也因此強化國民黨反撲的行動。
(四)、1927年4月，北伐軍展開「清黨」，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佔據上海市總工會，發生所謂的「412大屠殺」，上海市總工會召開6萬人的抗議大會，又遭北伐軍機槍掃射，死傷百餘人。在清黨行動中，國民政府除以軍隊追捕總工會重要領導幹部外，軍方成立「上海工統會」，對未經工統會指導的工會活動，均以「反革命」之名加以制裁，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則成立「上海工人總會」，與上海市總工會競爭領導地位。1928年國民黨政府統一全國。
(五)、1929年，上海市總工會發動全市工人停工和分區遊行紀念五一節。同日，國民黨當局則通令禁止集會遊行，並由「工會整理委員會」展開工會整理行動。10月21日，國民政府公布「工會法」。11月7日，共產黨主導的全國總工會則在上海祕密召開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創辦《中國工人》刊物。
筆者認為工會法的公佈，雖然使工會組織獲得法律地位，但其內容則對集體勞動三權嚴予限制，相較民國13年的工會條例，顯然不利於工運的推展。此一立法，固有其政治現實的考量，卻對發展中的工會組織造成極大的箝制，全國工會人數因此驟降為50餘萬人，不及之前規模的三分之一。往後10年的工會情況，也同樣陷於低潮之中。當然民國18年的工會法，也穿越時空影響台灣數十年的工會發展。
綜觀該法對工會組織的限制有:
1.國家行政、交通、軍事、國營產業、教育事業、公用事業各機關之職員和雇用員役，均不得組織工會。
2.工會設立採准許制，非經呈准立案者，不得享有法定權利及保障。
3.工會類別為產業工會、職業工會及工會聯合會。（限制總工會的成立）
4.同一縣、市行政區內，同一產業工人或職業工人，祇得設立一個工會。（即單元性工會組織）
5.經主管官署認可，得選任非工會會員為理監事。
6.國家行政，交通………公用事業工人所組織之工會，無締結團體協約權，亦不得宣告罷工。
7.採自由入會制，禁止工會安全條款。
8.勞資糾紛非經調解、仲裁程序後，經會員大會無記名投票，得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不得宣告罷工。
9.規定政府得解散工會。
(六)、1930~1932年，上海工運大事包括：
1.中共江蘇省委展開上海工人糾察隊計畫，準備上海第四次暴動。中華全國總工會在上海召開特派員會議，商討組織政治罷工和總同盟罷工。由上海市郵務工會、法商電車電燈公司、英商電車公司、自來水公司等單位組成的「上海市政總工會」發動「紅五月總同盟罷工」；上海市工人及學生則舉行遊行示威，反對國民黨「白色恐怖」。
2.1931年國民政府公佈「工廠法」，規定八小時工作制。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成立「上海市總工會」，國民黨在上海工會的領導與控制地位較為穩固。
3.1932年，日軍侵略進攻上海，爆發128淞滬大戰。國共在工會系統的鬥爭，漸朝向反日大罷工方向，上海的工運與民族自救行動合而為一。上海工人救國會於1936年成立，各地罷工活動在抗日目標下漸趨平靜。
(七)、1937~1945年，國共為抗日行動而開啟第二次合作，其間上海工運以抗日統一戰線為主軸。要求復工的抗爭，為此一時期工運的基本訴求。1943年國民政府在抗日的緊張情勢下，公布「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並依該法內容進行工會法第四次修正。對勞工入會改採強制入會制，惟從事國家行政、教育事業員工及軍事工業工人，仍不得組織工會。省級及全國總工會亦未開放。
(八)、1945年8月15日，日軍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國共在工會上的鬥爭進入另一個關鍵階段。中共上海地下工委積極組織工人進行組織工會的籌備工作，並展開清算漢奸和要求復工的鬥爭。中國國民黨則通過農民政策綱領與勞工政策綱領，並在黨中央設立農工部，負責發展農工組織。在國共競相介入工會的背景下，全國工會數在1948年達到歷年最高峰，有11000之，而會員數則高達549萬人。
(九)、1946年，上海市47家紡織廠13萬名職工，提出調整底薪，實行按生活費指數增加工資，以及承認工會等21項要求，並以罷工行動迫使資方答應工人的要求。此一行動，乃參考上海電力公司職工及其他公用事業職工的鬥爭行動而為。此階段的勞工訴求，都與生活指數變動相連結。國民政府於次年2月宣布凍結生活指數，引起上海工人的激烈抗爭。國共在工會的鬥爭愈演愈熾，國民政府對罷工下達禁止令，工人與軍警的的衝突時有所見聞。上海工人認定國民黨破壞和平和發動內戰，遂成立和平民主團體，派代表赴南京向國民政府請願，竟遭國民黨特務毆打，此即「下關慘案」。
(十)、1947年5月1日，上海市總工會舉行五一慶祝活動，勞工高呼反對政府凍結生活指數，台上則大力宣傳反共，形成強烈對比。5月20日南京發生鎮壓學生請願活動(即520慘案)，上海學生奮起聲援，並與工人要求解凍生活指數的行動結合，掀起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三反運動」，為共軍的解放行動鋪陳第二條戰線。同年6月30日，國民政府通過工會法條正案，此乃我國工業法第五次修正。
其內容包括：
1.各級政府、教育事業及軍火工業之員工，不得組織工會。
2.凡在工會組織區域內，年滿16歲男女工人，均應加入其所從事之同一產業或職業工會為會員。（即強制入會）
3.工會職員因辦理會務，得請公假。
4.規定工會的聯合組織包括縣市總工會、省總工會、各業工會全國聯合會及全國總工會。工會的基層組織，則包括基層與小組。
5.基層產業工會的組織區域，將同一區域或同一「工廠」並列。（此即廠場工會）
6.仍採單一性工會體制。
7.取消非常時期不得罷工之限制。
(十一)、1948年到1949年5月27日上海淪陷，國共在工會的鬥爭已進入短兵相接階段。國民政府以軍隊鎮壓罷工行動，上海工人則以罷工、怠工、總請假等方式抗爭，並準備迎接中共解放軍。國共的工會鬥爭，其實勝負已定。
四、中國百年工運的光譜
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國民政府大陸撤退，百年之中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工運事件，因為歷經了不同的政經環境，因此在工運目標及方式上，前後呈現極大的差異。上海工運歷史大事記雖然不能提供單一工運事件的完整史料，但其歷史縱深卻可以讓我們看到中國工運的主要軸線，也有助於從歷史場景來描繪中國工運的光譜。
筆者長期研究勞工運動與勞工立法，對各國的產業發展及其相衍而生的勞工運動及勞工立法，均有一定程度的涉獵與了解。不可諱言的是，筆者面對各國勞工運的文獻，雖不免為勞動者的辛酸血淚掩卷而嘆，但不曾有研閱上海工運大事記時胸中的灼熱。對筆者而言，上海工運的百年歷史，並未因時間的冷卻而失去溫度。謹將閱讀心得加以歸納，列舉中國工運的特徵如次：
(一)、中國工業發展可說是在列強的船炮下學步，而在民族自強氛圍中自立。西方資本主義以強者之姿進入中國之前，早已經歷工業革命所衍生的勞資對抗。中國勞工進入外商公司工作，其實早已決定被剝削的命運。勞資間失衡的地位，經驗與力量，使中國勞工所面對的勞動環境，要比西方勞工在產業革命初期更為嚴峻。
從中國勞工與外國企業的爭議，乃至抗日時期對日商的鬥爭，我們可以看到民族主義如影隨形。而民族主義的催化，雖然使中國勞工在對抗外國資本主義的行動上較易凝結集體力量，但也相對使中國勞工被迫面對激烈的勞資對抗。
中國工運的第一個特徵，即是在經濟鬥爭的場域中，注入濃烈的民族情緒，使勞資關係更為敏感而脆弱。
(二)、中國百年工運中，同盟罷工和總罷工為常見的爭議手段，此與歐美的勞資爭議型態有顯著差異。揆其原因，在於中國工運受到政治力量牽制，工會欠缺自主性。政黨介入工會的籌運與運作，藉以吸納群眾力量，積極擴張政治版圖，甚至以工會進行政治鬥爭與軍事對抗，使中國的工運在政治波濤中浮沉百年。
(三)、中國的勞工運動，大多在不健康又不友善的勞動法制環境下展開，因此受到政府不當干預的情形屢見不鮮。工會幹部被逮捕，工會會館遭查封，工會刊物被迫停刊，罷工行動遭鎮壓，甚至連暗殺行動都上演。中國的勞工運動所對抗的，不只是經濟上的不義，還包括政府法制的不仁。
(四)、公用事業勞工在中國的勞動法制中，承受了最多的限制，卻也是中國百年勞工運動中最堅實的一股力量。從上海小車工人到平漢鐵路的罷工，再到上海郵務工會、法商電車電燈公司、英商電車公司、自來水公司等工會的罷工，都顯示公用事業勞工勇於在勞動法令限制下進行集體行動。
(五)、中國女性勞工在勞工運動史上，應有其地位與貢獻。從1894年上海楊樹蒲紡紗廠女工罷工事件，到民初日商日華紡紗廠女工一千多人的罷工，都顯示中國女性勞工權利的意識，遠高於其所處的父權社會，且其追求公平正義的勇氣，更是不遑多讓。
(六)、中國長期的政治動盪，對工會組的發展極為不利。縣市總工會、省級總工會及全國總工會等工會聯合組織，因與政治的關聯性較高，因此在中國的工會的法制中一直無法取得合法地位，間接削弱了勞工運動的集體力量，既可惜又無可奈何。全國各級工會組織的數量與會員人數，一直與政的情勢呈正相關，此從內政的歷年統計資料可得印證。
五、結語
本文以上海工運大世記為經，以國內相關文獻為緯，對中國百年來的勞工運動進行簡單的文字梳理，希能從工運的歷史場景中了解中國工運的神貌，並進一步解釋台灣工會組織所承受來自工會法制的歷史侷限。
筆者在時間上與人力的雙重限制下，無法對所使用的工會史料進行嚴謹的檢視或考據，為免對文獻中所涉及的人物有錯誤的臧否，均以略而不表的方式處理。從上海工運看中國勞工運動，是否犯了「以管窺天」的錯誤，也是筆者所擔心。
國內集體勞動三法的修法作業，多年之前即已鑼鼓喧天，結果不僅工會法和勞資爭議處理法未見寸功，就連已完成修正的團體協約法，也將「不公平的勞動行為」留待勞資爭議處理法一倂處理。持平而論，現行工會法雖經多次修正，但其大部分內容不僅繼受了大陸時期工會法的遺緒，還掺雜了戒嚴時期的統合思維，留下不少爭議的條文。筆者期盼此次修正能超越歷史侷限，還給勞動者一個合理的工運空間。（謹以本文為台灣總工會60週年誌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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