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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勞工運動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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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海/本會策略委員會委員】
.jpg) 日本勞工運動向來是亞洲勞工運動的觀察性指標，正如同其經濟發展對亞太區域的制約與示範，包括台灣在內的亞太新興國家的勞工運動，多多少少帶有日本工運模式的影子。惟因各國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狀況差異頗大，因而並未完全複製日本工運的體系與策略，使得亞太地區的工運呈現多元化的內涵，値得慶幸。隨著亞太地區新興經濟力量的崛起，各國依其現實環境變遷所誘發的勞工運動，其對應現實挑戰的「在地化」行動，將來必然更具特色，但對應全球化所必要的「全球視野」，也會使各國的勞工運動在注入共同元素後具有同質性。基此，筆者認為透過對日本勞工運動的觀察，某種程度上即是對台灣未來工運場景的描繪。日本勞工運動從1950年代關注政治與社會改革開始，隨著1970年代經濟與產業結構的快速轉型，逐漸朝向以勞資集體協商為核心的經濟利益分配機制，再到1990年代對抗新自由主義的改革鬆綁，日本工會組織面臨會員流失與活力減弱的雙重危機。在經歷過政局更迭與經濟遲滯的「消失十年」(1990~2000年)，日本勞工運動在「向下沉淪」中苦思轉型的方向與願景。此一期間，我們清楚看到勞資政三方諮詢機制的衰微，終身僱用制度的崩解，勞動派遣的出現，以及兩極「分化社會」的成型。如今，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衝擊下，日本勞工運動將如何回應就業不安定所帶來的「工作貧窮」(working poor)及社會安全網(social security net)的重建，正考驗著日本工會幹部的智慧、魄力與意志。
筆者最近閱讀一篇日本weseda大學比較勞動政策教授Toru shinoda先生的大作，對日本勞工運動的轉折過程有更進一步的理解。Toru教授在亞太期刊(The Asia-pacific Journal)以「年越派遣」及「工作貧窮」對日本勞動政策的微觀為題，對日本勞工運動的發展歷程有精闢的洞察。筆者僅就其論文之精華扼要整理如次：
一、2009年元旦假期，由全國社區工會聯合會(National Federation of community union;2002)所發起的年越勞動派遣村計畫(Toshikoshi Hakenmura)提供失業而無家可歸的派遣勞工臨時安置服務。此一計畫在媒體的報導下成為震撼日本社會的大新聞，除成功募集捐款及日用物資，幫助無家的失業勞工享受到短暫寒冬中的溫暖外，並激起社會對勞動市場惡化所產生的「工作貧窮」議題的討論，引發勞動政策改革的呼聲。
二、Toru shinoda教授分析年越派遣村計畫成功的關鍵，在於日本及國際媒體的強力報導，以及工會與非營利團體的攜手合作，創設了緊扣社會脈動的議題，所以成功喚起日本社會及政黨的關注，並因而吸納了社會改革的力量，為未來的勞工運動與社會改革的合流，提供一個新的聯合勞動陣線(united labor front)。
三、日本在1950年代，以產業層級為主體的勞工運動與社會及政治運動緊密結合，提出「對其一的傷害即是對整體的傷害」(an injury to one is an injury to all)的口號，充滿高度社會連結的整體意識，因而使勞工運動含有濃厚的政治與社會改革的理想色彩。在此一衝撞政府體制的時期，工會組織率高達50%，而且活力十足。到了1970年代，日本勞工運動進入「再結合」的階段(reunification)，大企業與工會的協商制度成為工會的全新舞台，「日本連合」變成大型商業工會主義(big business unionism)的政治代理機構，而「春鬥」則是此一階段的年度大戲。
四、1985年開始，新自由主義在歐美興起，日本受其影響逐漸展開勞動市場「去規則化」(deregulation)的改革，非典型雇用型態成為企業人力資源彈性化及壓縮勞動成本的策略性工具。對於勞動派遣人力的運用，政策初期尚採用以職類控制的正面表列方式，但到了1999年派遣人力營業法(Dispatched manpower Business Act)通過，改採負面表列(negative list method)，擴大了勞動派遣人力的運用範圍。2004年開放製造業使用派遣人力，勞動市場的脆弱性終於成為難以逆轉的困局。此一時期的勞工運動，雖然已注意到勞動市場鬆綁對勞動生活的負面衝擊，並開始展開對「去規則化」勞動政策的批判與對抗，但仍缺乏具體的行動計畫，中小企業勞工及勞動派遣等非典型勞工的利益，並未獲得工會系統的保護，日本工會的組織率因而持續呈現下滑，跌破20%的低水位。
五、隨著日本就業型態多元化的發展，終身僱用制度快速崩解，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非正規勞動人力。據統計，2005年女性部分工時勞動人口為780萬人，年輕部分工時及臨時人力約340萬人，短期契約工280萬人，派遣人力110萬人，此類非典型勞動族群的共同特徵，即是缺乏工作安全、薪資低、福利少。日本社會出現大量的「工作貧窮」族群，自殺人數上升，社會貧富差距僅次於美國。2006年，勞動市場去規則化的衝擊，更延伸到到所謂的「白領免除」(white collar exemption)，日本政府在企業的壓力下開始著手免除對管理性和自主性職務受雇者的勞動保護，包括工時的放寬及逾時工作免付加班費的修法行動，造成白領勞工的強烈反彈，政府才在政黨介入下於2007年放棄向企業傾斜的修法行動。
六、總括2000年以後的日本勞工運動變化，隱約可以看到日本總工會(連合)從「大企業工會主義」(big enterprise unionism)轉向「社會運動工會主義」(social movement unionism)的努力。工會開始注意勞動市場的變化，也開始調整中小企業與大型器企業在承包的不平衡權力關係，並提供非典型就業勞工的諮詢服務，開始進行非典型勞工的組織工會行動，強化就業族群共同利益與共同行動的連結，企圖為頹勢中的勞工運動尋找活水源泉。至於對外的協力關係，則展開與公民社會組織，政治團體及政黨在勞工議題上的合作，日本連合甚至開始與自民黨進行非正式的接觸，期能在勞動政策獲得支持，朝著勞動市場「重規則化」(re-regulation)的有利方向發展。
Toru shinoda教授在論文中對「年越派遣村」從構思到執行的過程有生動的描述，對活動成功的因素也有歸納整哩，並對此一活動的社會意涵，尤其對日本勞動政策的調整，也提出一些解讀和看法。對於日本社區工會聯合會能經由平日對外勞及派遣勞工的服務中，注意到勞動市場扭曲發展所形成的社會效應，筆者不得不對其社會洞察力表示敬佩，因為這正是工會組織所欠缺的重要元素。日本社區工會聯合會是日本連合的會員工會，其會員僅有1000餘人，組織規模不太，而且多為外勞派遣勞工及各類短期契約勞工，是弱勢族群的區域性組合，有別於企業或產業層級的工會。依其自身條件與資源，年越勞動派遣村活動計畫顯然超越其能力負擔。然而，事實證明一個能精確掌握社會脈動的行動，經由媒體的聚焦與報導，必能創造感動社會的力量，召喚潛藏於社會各階層的社會關懷與支持的意識和能量，使行動的張力與強度在瞬間加溫，意象更鮮活，效應更加顯著而持久。年越勞動派遣村是一次成功的社會支持行動，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但其社會意涵及效益是否將如Toru教授的分析與期待，則尚待進一步觀察。
總而言之，日本勞工運動與社會及政治改革行動的合流；勞工運動從對抗「去規則化」到「重規則化」的訴求；工會從專注於集體協商經濟利益的追逐轉向社會安全網的重建；以及勞工運動中有關媒體和政黨資源的充分運用等，構成日本勞工運動的新形態與內涵，這是台灣勞工運動可以借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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