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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南韓工會的讓步協商

【洪清海/本會顧問】

在這波全球金融海嘯中，南韓受創不輕，南韓政府為搶救出口嚴重衰退，放手讓匯率大貶，引起一波亞洲國家匯率競貶的風潮。依南韓當前的經濟情勢來看，李明博的747政策，已注定與台灣馬政府的633政策一樣淪為無法兌現的「芭樂票」。高遠的理想已無實現之可能，務實面對搶救企業與保就業，已成南韓政府當務之急。

報載，南韓勞資政三方於日前達成共識，由政府以減稅方式對不裁員的企業提供協助，而工會則同意以減新的「讓步協商」（concessive bargaining）來保障會員的就業機會。南韓勞資政三方以罕見的合作模式，來搶救陷入苦撐的企業，具有特殊的意涵，因此引起華爾街日報的注意和報導。

南韓工會向來以強悍作風聞名於世，從南韓的工運歷史中，處處可見工會與企業集團的激烈對抗。南韓工會動員能力之強，抗爭手段之激，纏鬥意志之堅，足以讓南韓企業集團感受到潛在的威嚇（potential shock），而不敢輕攖其鋒。南韓工會對政府財經與勞動政策的施壓，也是從不手軟。例如1997年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對南韓有條件的金援，引起南韓工會的街頭示威，讓南韓政府感到焦頭爛額，而美國與南韓的自由貿易協定，更可見南韓工會百般橫阻，讓南韓政府窮於應付。南韓工會從「敢拼」走向讓步協商，中間的轉折令人跌破眼鏡，頻呼不可思議。然而，這一切似乎不是空穴來風，報載南韓新昌電機公司（Shinchang Electrics Co.）於日前向工會提出減薪20％，以換取公司承諾810名員工不裁員的提案，已經獲得工會簽字同意。事實證明工會選擇以保就業為優先，同意與資方共度危機，表現高度務實與彈性作風，與外界傳統刻板印象完全不同。讓步協商在歐美雖以司空見慣，對南韓勞資雙方而言，則是走出對抗的重大創舉。

「讓步協商」是勞資集體協商的態樣之一，通常專指工會以放棄罷工武器為條件，

換取資方在一定期間調薪比例的承諾。工會以減薪為讓步，而企業同意不裁員的協商，也可被視為讓步協商。讓步協商充滿權變與彈性，工會僅在真實認知到協商情勢處於形格勢禁時，才會被迫採取消極的權宜之計。工會採取讓步協商的難度極高，風險也不低，而且在實務上，除非工會已具有與資方進行協商和對抗的實力，否則任何的讓步都只是談判失利的印記，而非讓步。更重要的是，如果工會欠缺內部歧見的整合能力，讓步協商也將因會員的反對而陷入僵局，其協議效力不被接受。換言之，讓步協商的前提，在於工會的成熟度，尤其是工會決策的民主機制和團結。台灣產業工會幹部在協商的過程中，經常憂心讓步被會員質疑其能力與立場軟弱，或被指遭資方「摸頭」，以致不敢審時度勢大膽採取最直接而有利的協商方案，反而在無謂的對抗後才找台階全身而退，並以誇大的戰功自慰，揆其問題癥結，在於台灣產業工會成熟度不足，內部整合歧見的機制尚待強化。依此而觀，南韓工會的成熟度實非台灣的工會所能望其項背。

其次，就工會對協商項目的讓步難度而觀，凍結薪資或減薪的讓步高於為加薪而放棄罷工權的行使。因為工資與會員的經濟生活息息相關，減薪的抗拒力量將增高工會協商代表的內部壓力與風險，除非減薪的讓步換取更有價值的條件，而且獲得工會會員的充分理解與支持，否則工會幹部絕不輕意走上鋼索。就勞動經濟學理論分析，「工資向下僵性」有其實證性，對勞動者而言，工資則有其綜合意涵，因此工會寧可在其他訴求上退讓，也不會讓減薪成為協議內容。此次，南韓工會在減薪上的讓步，凸顯南韓企業經營環境的險惡，也代表工會對工作權的危機感。南韓工會突破工資向下僵性的侷限羽會員的抗拒力，顯示南韓工會剽悍羽理性的一刀雙刃。

值得進一步觀察的是，南韓勞資間以讓步協商共渡難關的行動，是否會成為全國性層次的勞資互動，甚至於成為一種規範性的協商模式，都是值得觀察的動向。就國內工會而言，南韓工會的理性與自主，應是國內工會急起直追的目標；而對國內的企業經營者或管理者而言，南韓勞資間的讓步協商也有啟示作用。畢竟和諧勞資關係的經營，已然成為評量企業實踐社會責任的指標之一，企業已無從迴避。企業一味拒絕與工會進行集體協商，不僅永遠看不到工會理性與溫潤的可愛一面，也可能因此得不到公部門的資助或紓困。美國汽車業的紓困已工會同意讓不為條件，南韓政府以企業不裁員為減稅條件，中國大陸以企業不裁員為減輕企業社會保險費負擔為條件，都涉及企業的社會責任與工會關係的表現，企業應特別留意此一趨勢的未來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