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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工會對勞動議題的論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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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海/本會顧問】
在快速的社會變遷中，勞動問題日趨複雜化與多元化，工會回應勞動問題的難度與壓力相對增加。工會能否有效回應勞動問題，不僅關係到勞工的權益能否維持與增進，也影響到社會的安定與進步；對工會自身而言，則不僅關乎形象的塑造，更直接牽動會員的信任與認同。其實，如果工會欠缺回應勞動問題的能力，工會就是勞動問題的一環。
工會對勞動問題的回應方式，受到主客觀形勢與條件的約制，並沒有一定的腳本。正因工會對勞動問題的回應模式充滿變異性，其挑戰性也相對提高。國內工會組織經過一甲子的發展，解嚴前的形格勢禁，解嚴後的政黨操弄，使工會的主體性難以凸顯。而部分工會幹部以工會為工具的思維，或是「擁工自重」的山頭主義，更是造成勞工與工會疏離，社會對工會冷漠的因素。台灣的工會危機，不在工會密度的嚴重下降，也不在工會財務的困窘，更不在集體勞動法制的束縛，而在工會欠缺感動勞工的能力。
檢視台灣工運的發展歷程，筆者對解嚴後國公營事業工會以民營化為核心的集體行動評價很高，對其獨領台灣工運十年風騷亦感欽佩。國公營事業工會的集體行動，為台灣乏善可陳的工運塗脂抹彩，遮掩了枯萎與蒼白。綜合分析國公營事業工會運作成功的原因，除了工會幹部靈敏抓住政治解構的有利情勢，快速集結同舟一命的國公營事業員工，展開強烈的抗爭外，體制外的工運團體為吸納工運能量而介入的行動，也產生「魚幫水、水幫魚」的相乘作用。來自國會的政黨競爭與算計，也使國公營事業工會的集體行動，找到另一個平台。此外，筆者認為最重要的因素，則在於工會將民營化與財團化簡單連結的論述，巧妙與社會大眾對財團的負面情結串在一起，既強化了工會抗爭的合理性，也擴大社會的支持度。雖然工會的行動，終究無法改變國營事業民營化的大趨勢，工會卻在抗爭中得到一定的利益。至於民進黨執政後，國公營事業單位工會的轉變，則是另一段應受公評的歷史。
筆者特別提出國公營事業單位工會的一段輝煌歷史，並無歌其功頌其德的意思，也無意藉此貶抑其他龍頭工會的表現或成就。畢竟不同工會所站的平台不同，條件不同，關切的議題不同，就連思維的邏輯也不同，自然在發展的策略與道路的選擇上，出現極大的差異。筆者要強調的是，如果我們從工會運作的經驗中肯認勞動議題論述的必要性與功能性，我們自然要追問工會是否普遍擁有此一能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為何在工運長河裡，系統化與精緻化的勞動論述只是吉光片羽？少到令人既珍視又難掩感傷。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工會幹部如何看待此一不足？又將如何補強？而主管工會組織的勞工行政部門，每年提供工會幹部訓練經費補助，是否也該將勞動議題論述納入核心課程？這一連串的問題，既重要又嚴肅。
筆者長期觀察台灣工會運動，發現工會幹部的新陳代謝率很低。雖然工會法對工會理事長的連任有一次限制，但理事長的更迭，除非經歷競爭，否則理監事成員的變動比例不大，此一情形普遍存在於縣市總工會以上的工會聯合組織中。
當然，工會幹部的新陳代謝率低對工會的發展，並不全然是負面作用，至少在經驗的累積上，提供了足夠的時間長度。畢竟工會的經營有一定的專業性，而工會幹部的培養也不是一蹴可成。然而，筆者要問的是，既然工會幹部普遍久任，為何大多數勞動議題論述能力未與時俱進？為何對勞工經濟缺乏基本認知，對勞動法一知半解，對勞動保險概念不清，對行政的作用錯誤解讀，對政策的批判空洞而武斷？筆者認為問題徵結在於工會文化欠缺對知識的敬重，工會幹部缺乏追求知識的熱情。勞動議題論述能力植基於勞動專業知識，台灣工會文化既然未重視工會幹部專業知識的養成，論述能力的不足乃必然結果。
基此，在討論強化工會對勞動議題論述能力之前，其實應該先正視工會文化的改革。筆者認為，台灣工會文化的基調是「重情面、重感受、重形式、重本位、重現實」，因此相對欠缺法制、理念、結構、整合與願景等元素。筆者理解台灣工會文化的背景因素，故而不會也不願輕率加以評價。在工會生存條件嚴峻的今日，高遠的觀點與論述，似乎有點不食人間煙火，對工會並無實質助益；然而，工會如果還有永續經營的理想，又豈能不誠實面對自身的侷限？
工會必須體認知識既是經濟，也是文化，是理性的基石，是對話的平台。工會的集體行動固然不能沒有情感的凝結，卻也不能欠缺知識的元素。情感是觸媒，知識是動力，兩者適當組合才驅動工會展開合理、正當、效率與創新的行動。筆者認為，如果工會能將對知識的尊敬與追求知識的熱情納為工會文化的核心價值，經由學習型組織的內化與擴散效應，工會必能在知識的浸潤中脫胎換骨，並提高勞動議題的論述能力水準。
議題論述包含議題界定、詮釋，分析、論證、詰問、歸納等一連串的思維與表達過程，工會經由勞動議題的論述，對內部意見的整合有正向作用，對外部則有澄清、釋疑、對話、施壓、說服等綜效。在多元而民主的社會，議題論述是建構社會共識的重要機制，工會身為社會公民，自然不能自外於此一機制的遊戲規則。
平實而論，台灣工運在政治解嚴之前，工會集體行動並不多見，偶一為之的抗爭訴求，大多依附在政治改革行動中，工會的主體性與議題的獨立性皆欠鮮明。
政治解嚴之後，台灣工運在轉型中雖然釋放頗為可觀的能量，對台灣社會結構造成一定的衝擊，但工會的集體行動大多屬於即興式的回應，大規模的動員與情緒的宣洩，一如雷雨來去，泥濘中腳印零亂，找不到清楚的軌跡。系統化與精緻化的勞動論述，在工會行動中缺席。
來自所謂「體制外」的工運團體，在「順法抗爭」或「立法抗爭」階段介入工運的表現，基本上應予肯定，尤其將街頭抗爭與勞動論述緊密結合交插運用，使工運更具策略性與結構化，對體制內的工會組織有示範與啟發作用，也造成不小的競爭壓力。然而，「體制外」工運團體鮮明的政黨傾向與內部的統獨爭議，使台灣工運泛政治化的負面形象揮之不去。
從上述可知，台灣工會長期忽略勞動論述，使勞動議題的詮釋與創設被體制外工運團體所壟斷。此一情形，在2000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後，因國公營事業工會為核心的全產總的崛起而改變。體制外工運團體與執政黨的曖昧關係，使其進退失據，自陷尷尬情境中。全產總在主場優勢中吸納體制外工運團體長期累積的資源，體制外工運團體轉向NGO型態發展，而全國性工會組織則在同時分裂。台灣工運在民進黨執政八年中空轉，本文討論的勞動論述也在同期繳了白卷，攸關眾多產業勞工的勞退新制則依主管機關的說帖通過，以權益縮水交換個人帳戶，而退休年金則不再聞問。
盱衡台灣二次政黨輪替後的工運情勢，筆者預估工運將從酣睡中甦醒，動員抗爭與議題論述必然漸次加溫。全國性工會組織面對新的政經環境，應積極思考如何在行動聯盟與議題整合上的合作，為台灣勞工創造優質的勞動生活。有關勞動議題論述方面，筆者認為工會可以採取的作法如次：
(一)
在工會內部設立政策研究與咨詢委員會，由外部專家與內部精英混合組成，不定期針對特定的勞動議題進行研究與討論。此一作法的好處，不僅可以吸納專家的智慧與經驗，也可以提升內部成員的勞動論述能力。
(二)
將理監事分為數組學習型組織，進行不同勞動議題的討論，利用每次理監事會議結束後輪流報告心得，並接受評論。
(三)
將勞動論述納入幹部訓練課程，聘請專家講解論述的技巧與方法，並以論壇方式進行演練。
(四)
廣泛蒐集與整理勞動研究報告與統計資訊，充實資料庫，以為準備勞動論述之參據。網路搜尋是重要的工具，尤應充分運用。
(五)
幹部訓練的部分課程，可以嘗試由內部成員擔任，藉由備課與講授，強化其組織與論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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