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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郝市長為雇員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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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海】
日前，台北市郝龍斌市長對外宣稱，市府僱用人員時薪將從115元調高為133元，所需費用約5000萬元將由第二預備金支用。此一消息經媒體報導之後，我發現除了台中市胡市長有意跟進之外，其他縣市政府未見表態，而當晚政論節目的民嘴則多持反對意見，不是懷疑郝市長的政治動機，就是認為浪費納稅人的稅金，或是以小恩小惠看待這件事。結果，這件事情很快就不被當一回事，好像沒發生過一樣。
台灣勞工薪資凍結和倒退，已從經濟問題變成一項政治議題，也是社會不安的警訊。薪資凍結的原因固然與產業和經濟現實有關，但政府在政策上向企業傾斜，而工會又缺乏協商能力，則是讓企業長期享受廉價勞力的關鍵。台灣除了內需市場不夠大之外，幾乎可說是企業的天堂。在這裡，有被財團綁架的政府，有不虞匱乏的市場資金，有優惠的投資獎勵，有為企業圈地的土地徵收，有為富人量身的減稅，最重要的是，這裡還有只要22k就可以挑肥揀瘦的大學畢業生，而且還可以用派遣方式來調節需求，此外，還有為數不少的「上班打卡，下班責任」操不死的專技人力。在台灣，沒有幾個工會可以跟企業討價還價，也沒有愛管閒事的國際工會在這裡活動，像這樣一個完全由買方支配一切的優質勞動市場中，如果企業還無法獲利或認為賺得不夠多，我不知道哪裡才是企業的天堂。台北市政府僱用了不少非典型就業人力，也享受了廉價勞力的不當利益，郝市長站在雇主的立場，主動為雇員加薪，應是來自天堂的羞愧吧（當然，這只是玩笑話）。
其實，認真看待郝市長為雇員調薪一事，我認為直接受益者雖然有限，但對遭受扭曲的勞動市場而言，卻是蝴蝶效應所需的一次微弱振翅。我如此說，並不表示我天真到認為郝市長為雇員調薪就會刺激民間企業的效法，產生風行草偃的全面性效應，但是，我認為如果連政府都漠視低薪對經濟和社會的負面衝擊，又如何期待企業接受調薪的道德勸說？就好像政府大量使用派遣勞力，又如何勸說企業要善盡雇主責任？其中的道理和邏輯都很簡單，也就是政府該做領頭羊，該做個好樣。
當然，社會對政府領頭為雇員加薪並不一定都持正面看法，如同電視名嘴批評浪費公帑一樣，可能不少人認為政府雇員的工作和薪資並不比一般勞工差，為何獨惠這群少數的雇員？這種相對剝削的感覺，其實是社會公平受挫而衍生的不滿情緒，複雜而且強烈，如同過去對公務員退休金的追砍一樣，其中只有澎湃的感覺，沒有對話的空間。我想，這也是郝市長領頭為雇員加薪卻得不到任何掌聲的社會場景吧。
最近，我在幾篇文章中都提到國際社會2014年最熱烈討論的「不公平」（inequality）議題，主要的觀點大都聚焦在所得分配不公的結構性因素和對策，其中包括非典型就業的氾濫，工會協商能力的侷限、離岸（境外）生產的轉移，國際資本流動，以及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衝擊等。從國際社會的論述中，我看到以薪資引導經濟復甦的主張，看到德國在檢討「迷妳工作」（mini jobs）造成低薪問題後終於制定最低工資制度的變革，看到美國速食業勞工為爭取15元時薪的罷工，也看到歐巴馬總統一口氣調高聯邦最低工資39％的壯舉。當我閱讀這些相關論述或報導時，內心總是五味雜陳，在對照國內的現實之後，更是平添幾分沮喪。
在全球化的競爭中，各國掙出口拼成長的方向都是一樣的，但很少國家像台灣拼經濟拼到不顧勞工死活，也很少國家的勞工運動像台灣一樣沉悶死寂。世界上有不少國家對勞工運動採取壓制的行動，但其勞工族群並不會因此噤若寒蟬，甚至有不少國家的企業主以暗殺來報復工會幹部的抗爭，也無法嚇阻勞工追求尊嚴勞動的行動，而台灣則空有集體勞動三權法制，卻看不到機制的有效運作。更慘的是，政府放任企業在工會力量真空的情況下緊縮勞動成本，就連基本工資的審議，政府也想增設一些門檻來壓制。相對於美國工會力量之大，歐巴馬總統都還會主動出面處理最低工資問題，台灣的執政者卻只會向企業喊話加薪，毫無具體的作為。郝市長願意領頭為雇員加薪，姑且不論其動機為何，至少也算是有膽有識有人味的舉動。當然，如果郝市長能夠經由地方自治的機制，把時薪133元訂為台北市的最低工資標準，一體適用於北市的公民營事業機構，那就不是小恩小惠，而是城市勞動治理的新舉措，那就更有實質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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