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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勞工運動的困頓與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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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海/本會顧問】
1993年，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工會示威活動，從華盛頓特區到美國中西部各工業大城，處處可見工會旗幟飄揚和會員高聲怒吼的壯盛陣容，如今事隔21年，我們清楚看到的是，美國工會組織率持續下滑到11.3％，美國汽車工會會員人數腰斬過半，汽車大城破產成為犯罪率最高的鬼城。而當年為防止自由貿易協定造成產業外移和就業機會流失，工會不顧與民主黨的長期革命情感，轉身對民主黨總統柯林頓高分貝嗆聲，如今工會的「爺們」（big labors）則成為白宮主人歐巴馬總統的座上客，高唱著「美國夢」（America dream）。
從華爾街占領活動中，雖然仍可看到工會對資本貪婪本質的抨擊，但工會血液中高濃度的「經濟的工會主義」（economical unionism），則早已和新自由主義合流。美國工會官僚系統化的工會治理機制，改變了工會對勞動和社會議題的思維與回應方式，不僅讓工會的容貌愈來愈模糊，也與勞動族群愈來愈疏離。時轉勢移，讓人不得不對區域化和全球化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衝擊心生敬畏。
至於受惠於大量外資而推升經濟發展動能的墨西哥，在蛻變成「阿茲特克之虎」（Aztec Tiger）的光環下，我們看到活躍的經濟活動，也看到跨國企業對傳統產業和環境的衝擊，以及大量非典型就業和移工所面對的就業風險，包括不安全的職場、就業歧視、任意的解僱，以及不合理的工資等。
墨西哥工會的歷史性格原本就與美國和加拿大工會不同，早期「制度革命黨」（PRI）統治下的工會系統（CTM），其實就是政黨控制勞動階級的工具，在統合主義控制下並沒有自主工會的生存空間。1987年「民主革命黨」（PRD）從制度革命黨分裂而生，並將最有活力的勞工陣線（FAT）收編，成為另一股工會勢力，但大部分的工會仍然屬於墨西哥總工會（CTM）的會員，近1500萬的勞工仍依賴總工會的團體協議（protect contract）來保障權益。2000年，墨西哥出現首次政黨輪替，國家行動黨（PAN）成為執政黨，象徵傳統保守政治勢力的衰敗，也凸顯工會系統無法回應勞動問題的惡化。
去年（2013）2月，擁有150萬會員的墨西哥教師工會（CNTE）發生舉世矚目的工會貪瀆事件，該會前主席被控侵占工會基金高達2億美元，用來購買美國加州豪宅和私人飛機，極盡豪奢之能事，讓工會形象受到重傷。而同年8月，教師工會發起反教育改革的抗爭，動員2萬名會員包圍國際機場，引起旅客的抗議，也凸顯工會在社會改革中與人民的對立，甚至被視為應被改革的對象。
觀察加拿大工會組織的運作與發展，可發現工會組織率雖仍維持在30％以上的水準，但工會面臨來自保守黨政策和新自由主義的兩面挾擊，同樣處於被迫轉型的壓力之中。
2013年9月，加拿大汽車工會（CAW）與通信能源暨紙品工會（EP）合併成立一個命名為「Unifor」的大型工會，拋棄以行業或職類命名的傳統，廣納22個行業工會系統，會員人數高達30萬，年度預算規模超過1億加幣（約28億台幣），成為一個不可小覷的跨業工會組織，細究其背後的推力，其實還是與跨國企業對勞動市場的宰制有關。美國三大汽車製造廠及相關產業為加拿大創造15萬個就業機會，但勞資之間因僱用與勞動條件的爭議卻日趨嚴重，尤其是有關健康保險和退休補償的支出，因美加二國社會制度的差異，屢屢成為跨國企業在薪資談判中的痛處。
其次是保守黨政府為了避免增加企業勞動成本負擔，已連續三年未調高最低工資，還以平衡預算和重建財政紀律為由，大幅削減公共支出，其中以社會福利受創最重，因此衍生有關醫療、兒童照顧、教育、公共服務和失業給付等問題，也成為工會必須面對的挑戰。此外，執政黨為防制工會貪腐，更推出C377法案，規定工會必須公開會費收支、職員薪資帳目及每筆超過5000加幣支出的費用憑證，明顯加強對工會的監督與管制，也是工會必然面對的箝制。
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加拿大婦女加入工會的比例不斷上升，漸漸重視兩性工作平等的議題，而工會內部的權利分配也成為焦點，女性勇於挑戰工會領導職務，工會「老男童俱樂部」的舊權力結構面臨重組，這不僅在醫護、教育和公共服務等女性就業人口較多的行業，就連加拿大總工會（Canadian Labor Congress，CLC）的部門職務也是如此。
綜合以上分析，可發現一個殘酷的事實，那就是美加墨三國工會在回應區域化與全球化經濟發展的挑戰上，不僅無法形成對外的有力的抗衡，甚至連工會自身都難逃頹勢所衍生的組織危機。企業遷移所形成的產業重新布局（industrial relocation）和勞工移動（workers migration），改變了勞動市場的特徵和就業的型態，也改變了工會集體力量的動態發展。工會如何建立新的視野和策略（new vision and strategy），以回應全球資本操作下的勞動問題，已成為一個被廣泛討論的議題。
最近，墨西哥勞動新聞和分析專家Dan La Botz寫了一篇評論文章，標題為「創造一個跨北美大陸的勞動階級運動」（Creating a Transcontinental North American Working Class Movement），文中指出近年來美加墨三國工會系統在面對北美新的政經環境之挑戰，受限於工會官僚體系的僵化和本位主義，工會角色的概念被國家和民族主義窄化，以致三國工會之間無法形成共識和團結力量，而各為陣的結果，不僅無法在自己國內發展出鬥爭的廣大階級模式（class-wide model of struggle），也無法創造對抗大企業所須的國際工會的協調與合作。Dan La Botz的分析，其實不僅是北美工會國際連結的難題，何嘗不是全球化經濟力量宰制下的工會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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